清代茶画为何画有唐代饮茶方式
笔者曾介绍过清代海派名家钱慧安的一幅茶画《烹茶洗砚图》，今再谈一谈他的另一幅画《随园老人像》。究其画意，仍是一幅茶画。
钱慧安（1833-1911)，初名贵昌，字吉生，号清溪樵子。画室名为双管楼，其意为夫妻二人于画室双管齐下描绘丹青（妻储氏亦工书画）。他生于上海，为海派代表性画家。这幅《随园老人像》作于清同治三年（1864）。“随园老人”即清乾嘉时期名重一时的诗人、散文家袁枚。
袁枚（1716-1797），字 子才，自号随园老人，一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作为有清一代的诗文大家，袁枚除传世大作《随园诗话》之外，另著有《随园食单》，记载了当年流行的三百多种南北菜肴、饭点、茶酒等，从选料、烹制到品味都有叙及。
画中的袁枚神态闲适，身后书匣卷轴罗列，左侧置一茶炉，炉旁竹篮内一柄蒲扇用于扇风，炉顶一茶壶一茶盅。日常手不离笔墨的袁枚，画中握的不是毛笔，而是一支称作“贯”的茶具。陆羽《茶经》“卷上·二之具”记有：“贯，削竹为之，以贯茶焙之。”唐代人用贯来串茶饼焙烤。
篆书题写“随园老人像”，右上角行书款识：“甲子葭灰飞月，清溪樵子钱慧安，炙研临”。钤印有二，经友人篆刻家王岩峰先生辨识：款识后缀圆形名章为“吉生”（钱慧安字吉生），右下角闲章为“贵昌长寿”（钱慧安初名贵昌）。
款识含有三个信息：
一、作画时间：甲 子（即1864年）十一月，“葭灰飞月”是农历十一月的雅称；二、作画人为钱慧安，别号清溪樵子；三、画中描绘了随园老人一段茶事。“炙”是烘烤，“研”是碾磨，均系唐代饮茶法。“临”为照本描摹。
此画不妨称作“随园老人事茶图”。
钱慧安截取的就是袁枚日常生活中的这一侧面，为后人描摹了诗人在读书写作之余的这幅“事茶图”。
绘画中的袁枚先“炙”后“研”、再入炉中“煮”的方法，与唐代饮茶法如出一辙。唐陆羽《茶经》“卷下·五之煮”先烤炙茶饼，待凉后，将其研磨成茶末。水二沸后，将量好的“末（茶）”放入滚水中烹煮。何谓“二沸”？陆羽认为，初沸之水，水质过嫩；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唯“二沸”最佳。
实际生活中的袁枚又是怎样喝茶的呢？袁枚自著《随园食单·茶酒单》是这样记的：“（龙井茶）烹时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滚便泡，滚久则水味变矣。停滚再泡，则叶浮矣。一泡便饮，用盖掩之则味又变矣。”意为，水沸后立刻用来泡茶（龙井），随即饮用，如果加盖焖久了，鲜味大不如前。
袁枚饮茶用的是叶茶冲泡法，应无疑问。
问题来了，明清两朝的饮茶方法，不同于“唐煮”，明清是散茶冲泡后饮用。那钱慧安为什么画袁枚用“唐煮”，而不是明清时期的冲泡呢？
这并非孤例。宋代刘松年《撵（碾）茶图》，明代丁云鹏《煮茶图》，描绘的都是“煎茶”“烹茶”和“煮茶”。明明是唐代茶事，却频频出现于宋元明清的诗书画中。
中国士大夫阶层向来有崇尚复古的传统，具有深厚的怀旧情结。大唐盛世，开疆拓土，万方来朝，极大地增强了文人的自信。对唐代文化（延及茶和服饰）的向往和歌咏，同时也契合后世文人不甘流俗，追求个体情感和自我思想的表达。这也许是唐之后的诗书画作品，以牧歌式的情怀再现盛唐衣食住行风貌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笔者曾介绍过清代海派名家钱慧安的一幅茶画《烹茶洗砚图》，今再谈一谈他的另一幅画《随园老人像》。究其画意，仍是一幅茶画。
钱慧安（1833-1911)，初名贵昌，字吉生，号清溪樵子。画室名为双管楼，其意为夫妻二人于画室双管齐下描绘丹青（妻储氏亦工书画）。他生于上海，为海派代表性画家。这幅《随园老人像》作于清同治三年（1864）。“随园老人”即清乾嘉时期名重一时的诗人、散文家袁枚。
袁枚（1716-1797），字 子才，自号随园老人，一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作为有清一代的诗文大家，袁枚除传世大作《随园诗话》之外，另著有《随园食单》，记载了当年流行的三百多种南北菜肴、饭点、茶酒等，从选料、烹制到品味都有叙及。
画中的袁枚神态闲适，身后书匣卷轴罗列，左侧置一茶炉，炉旁竹篮内一柄蒲扇用于扇风，炉顶一茶壶一茶盅。日常手不离笔墨的袁枚，画中握的不是毛笔，而是一支称作“贯”的茶具。陆羽《茶经》“卷上·二之具”记有：“贯，削竹为之，以贯茶焙之。”唐代人用贯来串茶饼焙烤。
篆书题写“随园老人像”，右上角行书款识：“甲子葭灰飞月，清溪樵子钱慧安，炙研临”。钤印有二，经友人篆刻家王岩峰先生辨识：款识后缀圆形名章为“吉生”（钱慧安字吉生），右下角闲章为“贵昌长寿”（钱慧安初名贵昌）。
款识含有三个信息：
一、作画时间：甲 子（即1864年）十一月，“葭灰飞月”是农历十一月的雅称；二、作画人为钱慧安，别号清溪樵子；三、画中描绘了随园老人一段茶事。“炙”是烘烤，“研”是碾磨，均系唐代饮茶法。“临”为照本描摹。
此画不妨称作“随园老人事茶图”。
钱慧安截取的就是袁枚日常生活中的这一侧面，为后人描摹了诗人在读书写作之余的这幅“事茶图”。
绘画中的袁枚先“炙”后“研”、再入炉中“煮”的方法，与唐代饮茶法如出一辙。唐陆羽《茶经》“卷下·五之煮”先烤炙茶饼，待凉后，将其研磨成茶末。水二沸后，将量好的“末（茶）”放入滚水中烹煮。何谓“二沸”？陆羽认为，初沸之水，水质过嫩；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唯“二沸”最佳。
实际生活中的袁枚又是怎样喝茶的呢？袁枚自著《随园食单·茶酒单》是这样记的：“（龙井茶）烹时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滚便泡，滚久则水味变矣。停滚再泡，则叶浮矣。一泡便饮，用盖掩之则味又变矣。”意为，水沸后立刻用来泡茶（龙井），随即饮用，如果加盖焖久了，鲜味大不如前。
袁枚饮茶用的是叶茶冲泡法，应无疑问。
问题来了，明清两朝的饮茶方法，不同于“唐煮”，明清是散茶冲泡后饮用。那钱慧安为什么画袁枚用“唐煮”，而不是明清时期的冲泡呢？
这并非孤例。宋代刘松年《撵（碾）茶图》，明代丁云鹏《煮茶图》，描绘的都是“煎茶”“烹茶”和“煮茶”。明明是唐代茶事，却频频出现于宋元明清的诗书画中。
中国士大夫阶层向来有崇尚复古的传统，具有深厚的怀旧情结。大唐盛世，开疆拓土，万方来朝，极大地增强了文人的自信。对唐代文化（延及茶和服饰）的向往和歌咏，同时也契合后世文人不甘流俗，追求个体情感和自我思想的表达。这也许是唐之后的诗书画作品，以牧歌式的情怀再现盛唐衣食住行风貌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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