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快雪堂的“半生缘”
快雪堂位于北海公园太液池北岸，紧邻九龙壁，虽然门面不大，却是一座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院落。
快雪堂古雅幽静，三进院落澄观堂、浴兰轩、快雪堂，依凭北高南低的地势而建。明代，快雪堂为先蚕坛东值房，后作为阐福寺的附属建筑，也称阐福寺东所，是皇家到阐福寺礼佛时更衣、休息的地方。清乾隆年间，此地改作行宫，两进院落澄观堂、浴兰轩均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收藏了四十八方《快雪堂法帖》石刻，大喜过望，遂命人运来稀有的楠木，兴建第三个院落快雪堂，并将御笔“快雪堂”匾额悬于檐下。院内有两块高约五米的太湖石，状若浮云，疑为宋徽宗在汴京所修艮岳的名石，其中一块刻着乾隆帝所写“云起”二字。《快雪堂法帖》石刻、楠木殿、太湖石，被誉为“快雪堂三绝”。
一
“快雪堂”源自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快雪时晴帖》号称“天下法书第一”，为王羲之写给友人“山阴张侯”的一封信：“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短短二十八字，叙述了自己看到雪后天晴的愉悦心情以及对亲朋的问候；后一句的断句存在争议，大意是，上次的事情没办好，内心有些纠结，力量不够而勉为之。与《兰亭序》相比，《快雪时晴帖》的笔法古雅雍容、厚重内敛、不露锋芒。
《快雪时晴帖》由魏征、褚遂良、苏易简、米芾、赵佶等递藏，明天启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冯铨将其收入囊中，冯铨降清后，出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康熙十八年（1679），冯铨之子冯源济将《快雪时晴帖》献给康熙帝，此帖遂入藏清内府。乾隆帝对《快雪时晴帖》格外珍视，从乾隆十年（1745）到乾隆六十年（1795），对此帖的题跋多达七十四则，他还在卧室旁设置小暖阁，用来珍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与王珣的《伯远帖》。
冯铨家藏甚丰，他曾选出几十幅书法，以重金邀请明末清初石刻第一高手刘光晹摹刻，一共刻了四十八方。这些书法中，名气最大、价值最高的当数《快雪时晴帖》，这套书法石刻便以“快雪堂”来命名。尽管明清两朝民间有不少书法刻石，但《快雪堂法帖》石刻的知名度最高。冯铨去世后，家道中落，福建人黄可润从冯氏后人手中买下整套石刻，黄氏后人又将其转让给闽浙总督杨景素。
上文提到，1679年，冯源济将《快雪时晴帖》献给康熙帝，整整一百年后，杨景素又将冯铨的四十八方《快雪堂法帖》石刻献给乾隆帝。乾隆帝甚悦，亲书《快雪堂记》，文中有言：“夫快雪堂之建，因石刻，非因雪。”
快雪堂两侧游廊墙壁所嵌四十八方《快雪堂法帖》石刻，共收录晋至元代二十一位书法家的八十余篇墨迹，以乾隆帝的《快雪堂记》开篇，第二篇即为《快雪时晴帖》。因原藏中有几方是木版，乾隆帝命人易以为石；后又因石版长短、宽窄不一，遂命内府善手重新摹刻，应去掉一方，加上乾隆帝的题记，维持四十八方的总数。
此前，乾隆帝敕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人，从清内府珍藏的书法中精选出数百幅，刻制《三希堂法帖》，置于北海琼岛的阅古楼，《快雪时晴帖》也在其中。阅古楼《三希堂法帖》是著名的官刻成果。
快雪堂与阅古楼，一北一南，一民刻一官刻，精美绝伦，交相辉映。
二
松坡图书馆，以蔡锷之字为名。
蔡锷字松坡，是梁启超的学生，师生情谊很深。1911年，蔡锷响应辛亥革命，在云南成立“大汉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1915年底，他在小凤仙的帮助下秘密离开北京，辗转回到云南成立护国军，通电声讨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并于次年1月率部出征。1916年11月，蔡锷因积劳成疾，在日本去世。闻听蔡锷的死讯，梁启超十分悲痛，为他举办了私祭，并提议创办“松坡图书馆”，以示纪念。1923年，经黎元洪批准，将快雪堂拨作松坡图书馆，由梁启超出任馆长。
1923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在快雪堂原址成立。梁启超非常兴奋，他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昨日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极了，你还不知道呢，我每来复四日住清华，三日住城里，入城即住馆中），热闹了一天。”澄观堂改作阅览室，配备书桌、杂志架、报架、目录柜；浴兰轩辟为藏书室，放置了一排排木制书架；快雪堂变成蔡公祠，用以供奉蔡锷和数位护国运动将领的灵位。起初，松坡图书馆并未对公众开放，直到1925年10月北海公园对外开放，松坡图书馆才随之开放。
松坡图书馆成立后，接纳了北洋政府收购的湖北藏书家杨守敬的旧藏，包括两万四千册古籍。其实在梁启超酝酿开办松坡图书馆之初，便四处搜集图书，1920年完成赴欧考察归国时，他带回一万多册图书，作为松坡图书馆的基础馆藏。
虽然北洋政府拨付了馆舍，但后期运营仍需要大量资金。为此，梁启超在报上刊出润格，卖字筹集经费，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我精神极旺盛，一点也不觉疲劳。晚上还替松坡图书馆卖字，自己又临帖临出瘾。”
1915年8月，徐志摩到北京大学读预科，经蒋百里、张君劢、张公权等人介绍，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蔡锷是他的同门师兄。1922年10月，徐志摩学成归国，次年春，到松坡图书馆担任英文秘书，负责外文书籍的采购和英文函件的处理。后来，松坡图书馆分设两馆，第一馆位于快雪堂内，收藏中文图书；第二馆位于西单石虎胡同7号，收藏外文图书。徐志摩给英国朋友写信时说：“图书馆的创建是为了纪念中国第三次共和革命中的一个英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现在看来似乎前途似锦，如果诸事顺利，每年有大约五百镑用来买书。” 1924年，梁启超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4月26日，泰戈尔到北海公园静心斋出席欢迎仪式，并在欢迎仪式结束后参观了松坡图书馆。当天下午，徐志摩、林徽因等人陪他去法源寺欣赏丁香、发表演讲。
梁启超事务繁忙，松坡图书馆的管理工作，由他信任的蹇念益完成。袁世凯称帝期间，蹇念益曾与蔡锷往返京津，与梁启超密谋反袁。因对现实不满，又患偏瘫，蹇念益整日酗酒，徐志摩称“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1930年，蹇念益在松坡图书馆自尽。
1931年，徐志摩乘飞机由南京北上时发生空难，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他曾在松坡图书馆“寄存书橱十二架”，一直没舍得捐出，徐志摩身故后，其父徐申如将这批书捐赠给松坡图书馆。
蹇念益的侄子蹇先艾曾在松坡图书馆任职，1942年，他著文描述彼时的快雪堂：“院中堆着一座石山，遍身的苔痕野草，据说这座石山中有两块是宋徽宗从太湖运到义南的花石纲，后来被金人当作胜利品又从开封搬到北平来的。穿过石山，才能到祠堂面前。两庑的石壁，便是有名的快雪堂法帖的石刻，用栏杆保护着。”此时，《快雪堂法帖》石刻仍归属于北海公园。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松坡图书馆并入北平图书馆。1951年，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
三
我与快雪堂结缘，到今年，整整五十年。
1975年，我在地安门中学读高二，那时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工、学农、学商、学军，为期一个月。春季开学后不久，学校安排我们班的部分男生到北京图书馆学工，所谓“学工”，就是到工厂向师傅学习。
当时，北京图书馆的主馆在文津街，分馆为北海公园的松坡图书馆和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我们先被分配到东方语言编目组，简称“东编组”，后来又被分配到松坡图书馆。北海公园尚未开放，凭证进出。
根据馆里的安排，松坡图书馆要全部用来收藏日文图书；听老师讲，北京图书馆的馆藏日文图书多达一百万册。我们先到柏林寺的书库，抱着一摞摞书走出小巷，放到胡同口的加长130汽车上，再将这些书运至松坡图书馆，堆在院子里。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到澄观堂整理图书，有的同学负责填写图书目录卡片，有的同学负责将书分门别类放到书架上。这么多书，屋里的书架肯定不够，连游廊中也摆着许多书架。老师看我的字不错，就让我填写图书目录卡片，这项工作挺简单，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印象中，我总要填写图书出版时间，那批书大多是昭和时期出版的，昭和元年为1926年；如果是昭和十五年出版，即为1940年。
浴兰轩延续了民国时期藏书室的功能，里面是一排排高高的书架，分类摆放字典、线装书、精装书等。我不懂日文，文学书好比天书，但字帖、画册一目了然，自然愿意翻看。就是在浴兰轩，我发现了印刷精致的《兰亭序七种》，方才得知这世上还有不同版本的《兰亭序》；尤其是“定武本”，名字好记，意思尚不明白。大量字帖折页装订，书页厚实，一本字帖的内容并不多。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写的粗壮汉字，与中国传统的书法不同，特征鲜明，应当出自日本著名书家之手。还有一些字帖是片假名，细细的笔画像游丝一样。至于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大约有三四十卷，硬壳装订，全彩印刷，内容丰富，绝大多数图版都是第一次看到。这套书的出版，不仅在亚洲绝无仅有，放眼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
四
每天中午午休，老师回主馆吃饭，多数同学吃自己带的盒饭。吃完饭，闲来无事，我就在院子里溜达。无论是前院、中院还是后院，杂草丛生的地上横七竖八散放着各种石碑，前院的廊子里还摞着三四排。
至于碑上的内容，除了王羲之的《兰亭序》，其他一概不知。我最感兴趣的是几通竖立的碑，碑上字不少，楷书旁附有草书和篆书的写法。那时我正在学书法和篆刻，想多了解一些草书和篆书，却苦于无草书字典、篆书字典可查。看到这样的碑，我如获至宝，赶忙找了个本子，逐一抄录下来。
至于这些碑价值几何，我们也不清楚，但许多碑上都有“快雪堂法帖”的字样。学校的庄老师听闻此事后，大呼“这是《快雪堂法帖》，价值连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遇见了顶级的书法石刻。庄老师教语文，擅长书法、朗诵，极富才情，他告诉我们如何拓碑，并且送来几张宣纸，有的同学还自带元书纸、毛边纸。拓碑需要棉锤，就自己动手，将棉花放到绸子里扎好。庄老师特地叮嘱我们，拓碑的墨汁里要加一点矾。
拓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宣纸很快就用完了，元书纸、毛边纸不适合，便放弃了。最后用的是绵纸，物美价廉。松坡图书馆的老师知道我们在拓碑，身处特殊年代，看见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他们表面上不说，心里或许还是很高兴的。
毕竟是初次拓碑，水平有限，问题层出不穷，但参与的同学，后来都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成为一生的专业或爱好。学工通常为期一个月，我们却在松坡图书馆里待了近两个月。
1987年，北京图书馆将松坡图书馆的三进院落交还北海公园，北海公园还原了快雪堂旧貌，并将其更名为“快雪堂书法石刻博物馆”；四十八方《快雪堂法帖》石刻重新上墙，清晰可辨。待2014年，快雪堂书法石刻博物馆再度修缮时，石刻都被玻璃罩罩住了。2013年，快雪堂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
在地安门出生，在地安门中学上学，大学毕业后还在北海公园东墙外的恭俭胡同住了近十年，可以说，北海公园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公园。现如今，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我会带他们游览北海公园，参观快雪堂；谈起快雪堂的前世今生，能否算如数家珍呢？
快雪堂位于北海公园太液池北岸，紧邻九龙壁，虽然门面不大，却是一座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院落。
快雪堂古雅幽静，三进院落澄观堂、浴兰轩、快雪堂，依凭北高南低的地势而建。明代，快雪堂为先蚕坛东值房，后作为阐福寺的附属建筑，也称阐福寺东所，是皇家到阐福寺礼佛时更衣、休息的地方。清乾隆年间，此地改作行宫，两进院落澄观堂、浴兰轩均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收藏了四十八方《快雪堂法帖》石刻，大喜过望，遂命人运来稀有的楠木，兴建第三个院落快雪堂，并将御笔“快雪堂”匾额悬于檐下。院内有两块高约五米的太湖石，状若浮云，疑为宋徽宗在汴京所修艮岳的名石，其中一块刻着乾隆帝所写“云起”二字。《快雪堂法帖》石刻、楠木殿、太湖石，被誉为“快雪堂三绝”。
一
“快雪堂”源自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快雪时晴帖》号称“天下法书第一”，为王羲之写给友人“山阴张侯”的一封信：“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短短二十八字，叙述了自己看到雪后天晴的愉悦心情以及对亲朋的问候；后一句的断句存在争议，大意是，上次的事情没办好，内心有些纠结，力量不够而勉为之。与《兰亭序》相比，《快雪时晴帖》的笔法古雅雍容、厚重内敛、不露锋芒。
《快雪时晴帖》由魏征、褚遂良、苏易简、米芾、赵佶等递藏，明天启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冯铨将其收入囊中，冯铨降清后，出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康熙十八年（1679），冯铨之子冯源济将《快雪时晴帖》献给康熙帝，此帖遂入藏清内府。乾隆帝对《快雪时晴帖》格外珍视，从乾隆十年（1745）到乾隆六十年（1795），对此帖的题跋多达七十四则，他还在卧室旁设置小暖阁，用来珍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与王珣的《伯远帖》。
冯铨家藏甚丰，他曾选出几十幅书法，以重金邀请明末清初石刻第一高手刘光晹摹刻，一共刻了四十八方。这些书法中，名气最大、价值最高的当数《快雪时晴帖》，这套书法石刻便以“快雪堂”来命名。尽管明清两朝民间有不少书法刻石，但《快雪堂法帖》石刻的知名度最高。冯铨去世后，家道中落，福建人黄可润从冯氏后人手中买下整套石刻，黄氏后人又将其转让给闽浙总督杨景素。
上文提到，1679年，冯源济将《快雪时晴帖》献给康熙帝，整整一百年后，杨景素又将冯铨的四十八方《快雪堂法帖》石刻献给乾隆帝。乾隆帝甚悦，亲书《快雪堂记》，文中有言：“夫快雪堂之建，因石刻，非因雪。”
快雪堂两侧游廊墙壁所嵌四十八方《快雪堂法帖》石刻，共收录晋至元代二十一位书法家的八十余篇墨迹，以乾隆帝的《快雪堂记》开篇，第二篇即为《快雪时晴帖》。因原藏中有几方是木版，乾隆帝命人易以为石；后又因石版长短、宽窄不一，遂命内府善手重新摹刻，应去掉一方，加上乾隆帝的题记，维持四十八方的总数。
此前，乾隆帝敕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人，从清内府珍藏的书法中精选出数百幅，刻制《三希堂法帖》，置于北海琼岛的阅古楼，《快雪时晴帖》也在其中。阅古楼《三希堂法帖》是著名的官刻成果。
快雪堂与阅古楼，一北一南，一民刻一官刻，精美绝伦，交相辉映。
二
松坡图书馆，以蔡锷之字为名。
蔡锷字松坡，是梁启超的学生，师生情谊很深。1911年，蔡锷响应辛亥革命，在云南成立“大汉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1915年底，他在小凤仙的帮助下秘密离开北京，辗转回到云南成立护国军，通电声讨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并于次年1月率部出征。1916年11月，蔡锷因积劳成疾，在日本去世。闻听蔡锷的死讯，梁启超十分悲痛，为他举办了私祭，并提议创办“松坡图书馆”，以示纪念。1923年，经黎元洪批准，将快雪堂拨作松坡图书馆，由梁启超出任馆长。
1923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在快雪堂原址成立。梁启超非常兴奋，他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昨日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极了，你还不知道呢，我每来复四日住清华，三日住城里，入城即住馆中），热闹了一天。”澄观堂改作阅览室，配备书桌、杂志架、报架、目录柜；浴兰轩辟为藏书室，放置了一排排木制书架；快雪堂变成蔡公祠，用以供奉蔡锷和数位护国运动将领的灵位。起初，松坡图书馆并未对公众开放，直到1925年10月北海公园对外开放，松坡图书馆才随之开放。
松坡图书馆成立后，接纳了北洋政府收购的湖北藏书家杨守敬的旧藏，包括两万四千册古籍。其实在梁启超酝酿开办松坡图书馆之初，便四处搜集图书，1920年完成赴欧考察归国时，他带回一万多册图书，作为松坡图书馆的基础馆藏。
虽然北洋政府拨付了馆舍，但后期运营仍需要大量资金。为此，梁启超在报上刊出润格，卖字筹集经费，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我精神极旺盛，一点也不觉疲劳。晚上还替松坡图书馆卖字，自己又临帖临出瘾。”
1915年8月，徐志摩到北京大学读预科，经蒋百里、张君劢、张公权等人介绍，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蔡锷是他的同门师兄。1922年10月，徐志摩学成归国，次年春，到松坡图书馆担任英文秘书，负责外文书籍的采购和英文函件的处理。后来，松坡图书馆分设两馆，第一馆位于快雪堂内，收藏中文图书；第二馆位于西单石虎胡同7号，收藏外文图书。徐志摩给英国朋友写信时说：“图书馆的创建是为了纪念中国第三次共和革命中的一个英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现在看来似乎前途似锦，如果诸事顺利，每年有大约五百镑用来买书。” 1924年，梁启超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4月26日，泰戈尔到北海公园静心斋出席欢迎仪式，并在欢迎仪式结束后参观了松坡图书馆。当天下午，徐志摩、林徽因等人陪他去法源寺欣赏丁香、发表演讲。
梁启超事务繁忙，松坡图书馆的管理工作，由他信任的蹇念益完成。袁世凯称帝期间，蹇念益曾与蔡锷往返京津，与梁启超密谋反袁。因对现实不满，又患偏瘫，蹇念益整日酗酒，徐志摩称“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1930年，蹇念益在松坡图书馆自尽。
1931年，徐志摩乘飞机由南京北上时发生空难，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他曾在松坡图书馆“寄存书橱十二架”，一直没舍得捐出，徐志摩身故后，其父徐申如将这批书捐赠给松坡图书馆。
蹇念益的侄子蹇先艾曾在松坡图书馆任职，1942年，他著文描述彼时的快雪堂：“院中堆着一座石山，遍身的苔痕野草，据说这座石山中有两块是宋徽宗从太湖运到义南的花石纲，后来被金人当作胜利品又从开封搬到北平来的。穿过石山，才能到祠堂面前。两庑的石壁，便是有名的快雪堂法帖的石刻，用栏杆保护着。”此时，《快雪堂法帖》石刻仍归属于北海公园。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松坡图书馆并入北平图书馆。1951年，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
三
我与快雪堂结缘，到今年，整整五十年。
1975年，我在地安门中学读高二，那时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工、学农、学商、学军，为期一个月。春季开学后不久，学校安排我们班的部分男生到北京图书馆学工，所谓“学工”，就是到工厂向师傅学习。
当时，北京图书馆的主馆在文津街，分馆为北海公园的松坡图书馆和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我们先被分配到东方语言编目组，简称“东编组”，后来又被分配到松坡图书馆。北海公园尚未开放，凭证进出。
根据馆里的安排，松坡图书馆要全部用来收藏日文图书；听老师讲，北京图书馆的馆藏日文图书多达一百万册。我们先到柏林寺的书库，抱着一摞摞书走出小巷，放到胡同口的加长130汽车上，再将这些书运至松坡图书馆，堆在院子里。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到澄观堂整理图书，有的同学负责填写图书目录卡片，有的同学负责将书分门别类放到书架上。这么多书，屋里的书架肯定不够，连游廊中也摆着许多书架。老师看我的字不错，就让我填写图书目录卡片，这项工作挺简单，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印象中，我总要填写图书出版时间，那批书大多是昭和时期出版的，昭和元年为1926年；如果是昭和十五年出版，即为1940年。
浴兰轩延续了民国时期藏书室的功能，里面是一排排高高的书架，分类摆放字典、线装书、精装书等。我不懂日文，文学书好比天书，但字帖、画册一目了然，自然愿意翻看。就是在浴兰轩，我发现了印刷精致的《兰亭序七种》，方才得知这世上还有不同版本的《兰亭序》；尤其是“定武本”，名字好记，意思尚不明白。大量字帖折页装订，书页厚实，一本字帖的内容并不多。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写的粗壮汉字，与中国传统的书法不同，特征鲜明，应当出自日本著名书家之手。还有一些字帖是片假名，细细的笔画像游丝一样。至于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大约有三四十卷，硬壳装订，全彩印刷，内容丰富，绝大多数图版都是第一次看到。这套书的出版，不仅在亚洲绝无仅有，放眼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
四
每天中午午休，老师回主馆吃饭，多数同学吃自己带的盒饭。吃完饭，闲来无事，我就在院子里溜达。无论是前院、中院还是后院，杂草丛生的地上横七竖八散放着各种石碑，前院的廊子里还摞着三四排。
至于碑上的内容，除了王羲之的《兰亭序》，其他一概不知。我最感兴趣的是几通竖立的碑，碑上字不少，楷书旁附有草书和篆书的写法。那时我正在学书法和篆刻，想多了解一些草书和篆书，却苦于无草书字典、篆书字典可查。看到这样的碑，我如获至宝，赶忙找了个本子，逐一抄录下来。
至于这些碑价值几何，我们也不清楚，但许多碑上都有“快雪堂法帖”的字样。学校的庄老师听闻此事后，大呼“这是《快雪堂法帖》，价值连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遇见了顶级的书法石刻。庄老师教语文，擅长书法、朗诵，极富才情，他告诉我们如何拓碑，并且送来几张宣纸，有的同学还自带元书纸、毛边纸。拓碑需要棉锤，就自己动手，将棉花放到绸子里扎好。庄老师特地叮嘱我们，拓碑的墨汁里要加一点矾。
拓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宣纸很快就用完了，元书纸、毛边纸不适合，便放弃了。最后用的是绵纸，物美价廉。松坡图书馆的老师知道我们在拓碑，身处特殊年代，看见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他们表面上不说，心里或许还是很高兴的。
毕竟是初次拓碑，水平有限，问题层出不穷，但参与的同学，后来都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成为一生的专业或爱好。学工通常为期一个月，我们却在松坡图书馆里待了近两个月。
1987年，北京图书馆将松坡图书馆的三进院落交还北海公园，北海公园还原了快雪堂旧貌，并将其更名为“快雪堂书法石刻博物馆”；四十八方《快雪堂法帖》石刻重新上墙，清晰可辨。待2014年，快雪堂书法石刻博物馆再度修缮时，石刻都被玻璃罩罩住了。2013年，快雪堂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
在地安门出生，在地安门中学上学，大学毕业后还在北海公园东墙外的恭俭胡同住了近十年，可以说，北海公园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公园。现如今，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我会带他们游览北海公园，参观快雪堂；谈起快雪堂的前世今生，能否算如数家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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