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立法正当时
3月9日公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今年将加强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研究。此消息迅速成为社会焦点，迎来各界的普遍支持和期待。外媒更是高度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立法动向，认为此举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探索，体现了中国在数字规则制定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工智能治理本就是焦点话题。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在首场“部长通道”中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工智能为人所用、为人所控。更有多位代表委员提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已进入创新与安全并重的新阶段，适时制定综合性人工智能法律，对于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动意义重大。
制定一部综合性人工智能法律，是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现实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在推动经济活动迸发生机的同时，也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近期，智能技术滥用引发乱象，如人工智能换脸冒充全红婵、王劲松等名人直播带货，不仅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给广大消费者造成误导；再如最高人民法院最近披露的“‘人工智能假孙子’电诈独居老人6万元”的典型案例，暴露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弱势群体的精准侵害风险。此外，还有大量低成本、高传播性的人工智能造谣行为，严重干扰社会认知与公共秩序。
一项新技术越是在成长期，越需要系统、完善的伦理指南和规章制度为其发展提供指引参考。以近日的“龙虾热”为例，开源人工智能智能体工具OpenClaw，即时下热门的“养龙虾”，可通过整合多渠道信息能力和大模型调度，构建具备主动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助手。这一充满想象空间的新兴技术业态迅速“破圈”，形成全网热潮。不容忽视的是，它背后的安全风险并不可控，作为开源工具，不仅算法安全容错率极低，更存在责任主体缺失的问题。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归属的界定目前仍是法律和伦理的真空地带。因此，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紧急下场，专门就此发布“预警提示”。
与之相似，自动驾驶、医疗机器人等物理交互场景，也存在类似困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认为，一旦人工智能形成自主编程、修改程序、自主决策等能力，将带来不可预估的安全隐患。为此，他建议构建以相关上位法为统领，部门规章、技术标准、伦理指南相互支撑的制度体系，加快推动国家层面人工智能综合性立法。
当前，我国已出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还颁布了《人工智能科技伦理管理服务办法（试行）》等，能够对呈现爆发式增长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监管需求作出“小切口、敏捷化”的回应。不过，在人工智能综合性立法上，各界仍有更多期待。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律师协会会长李世亮提出，这些法规只是对人工智能具体问题的点状回应，当前最缺的是一部对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基础性、统筹性规范的上位法；只有明确通用原则、基础制度与权责分配，才能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系统性、跨领域法律挑战。
放眼国际，人工智能立法已有先例。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4月提出《人工智能法案》提案的谈判授权草案，并于2024年7月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案》这一全球首部综合性人工智能监管法律，建立了基于风险识别的人工智能分级监管框架。越南《人工智能法》于3月1日正式生效，越南成为东南亚首个以专门立法方式建立较完整人工智能监管框架的国家，完成了对人工智能发展“规则先手”的战略布局。这些先例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即如何在保障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释放高质量数据红利；如何通过灵活的立法，为产业发展和攻坚扫清不必要的障碍。
可预见的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权益保护与技术赋能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将成为我国未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立法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着力点。
《中国科学报》(2026-03-12 第1版 要闻)本文链接：http://www.gihot.com/show-11-32347-0.html人工智能立法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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