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从“挤空间”到“大空间”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研究部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景德镇陶瓷大学特聘教授。
有位西方现代哲人曾说过：“人是时间的存在物。”其实，还应补充一句：“人也是空间的存在物。”因为宇宙由时间和空间构成，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不仅生存和发展要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同时也因为时空的存在，才有了文明、国家、社会、个人的历史和意义。作为人类伟大历史实践所创造和积淀的精华，文物和文化遗产也同样如此。
当今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城市世界。空间和人口是城镇化的两大发展要素，也是紧密联系、激烈博弈的一对基本矛盾。城镇建设需要空间载体，城市繁荣需要源源不断的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文物与文化遗产，同样离不开相对独立的空间和热情洋溢的主体。
曾几何时，主要寄身于老旧街区、传统村镇的文物和文化遗产，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中陷入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困境。有人把这归结为发展经济和传承文化的矛盾，认为二者非此即彼；还有人则以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为名，指责、抨击、全盘否定城镇化建设。其实，发展经济和传承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键在于抓住“空间拓展”这个症结。
近年来，很多濒危的文物、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得到有效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整体生存条件不同程度得到改善。新形势下，在拥挤的城市获得“一席之地”后，如何获得专属的空间和相对独立的政策及体制机制保障，成为持续推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不能单纯强调保护 而要深入思考在保护中发展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的大年，是“一产”（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申遗10周年，也是“一带”（大运河文化带）和“一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5周年。10年间，昔日的历史陈迹，已变成“江水南流夜有声，万家灯火夹江明”的生活场景。
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进行系统回顾和总结，不仅有助于推动“一产”“一带”“一园”融合发展，对于促进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意义。
讨论这个问题前，有必要谈谈曲阜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首先，它的面积很大，示范区包括曲阜、邹城两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有“三孔”“四孟”等文化遗址和景区，以及尼山圣境、孔子博物馆等，在规模上甚至可以与一些经济区媲美。其次，它的要求很高，不是一个文物、一个博物馆、一个历史街区的保护发展，而是以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为核心，要在“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开展探索、先行先试。再次，它的意义重大，相关重大项目瞄准国家发展重大领域、重大问题、重大布局而设立。
特别是，曲阜示范区成功列入国家“十三五”重大工程，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真正走出“寄人篱下”的形态，进入具有独立空间形态和国家战略功能的新阶段。
不过，要做好文化传承保护的大文章，仅有一个孤立的示范区是不够的。这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示范区的遗产保护色彩过于浓郁，容易与城市建设的其他领域割裂、对立起来。二是相比规模有限的文化场所，示范区尽管获得了更大的辗转腾挪空间，但要实现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示范经验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其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来说，要满足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还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级上进行新的探索和试验。在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上，就需要一场思想和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即不能单纯强调保护，而要深入思考和探索如何在保护中发展。
在此背景下，一个在空间上更为广阔、在文化谱系上更加丰富多样、在宏观战略布局上更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国家区域文化规划应运而生。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这是首个文化类国家区域发展规划，标志着以运河文化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晋升为国家战略。
大运河文化带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市，拥有近9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5亿左右的常住人口。与过去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不同，大运河文化带明确提出“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首次赋予文化遗产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定位。
大运河文化带的提出和实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是“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新起点。之后，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黄河流域等国家战略规划中，“文化规划”成为经济和区域规划编制的“标配”。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就同步推出建设人文湾区、健康湾区、休闲湾区等，《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
展示伟大创造和智慧 打造多彩璀璨的“文化运河”
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新问题。
过去，很多城市之所以在保护方面吝于投入、不怎么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这样做的理由和意义。直到今天，尽管很多城市都在加大相关的投入和支持，但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深处也未必有正确的认知。
回顾发展历程，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实现了从“挤空间”到“小空间”再到“大空间”的跨越发展。然而，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还是不够的。以大运河文化带为例，在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放、全线实现有水、部分旅游线路已经熙熙攘攘之后，人们来博物馆看什么、在运河旅游中体验什么？或者说，如何挖掘阐述大运河蕴含的民族精神、文化价值和美学意蕴？
进一步来说，燕赵文化热烈奔放、豪爽阳刚的英雄主义精神，江南文化温文尔雅、细腻优美的审美主义气质，还有中原文化的谨厚、京津文化的包容、淮扬文化的善融等，如何将其演化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培养人民高尚情操、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乃至形成改造现实世界的精神力量，打造一条更加多彩、更加璀璨的“文化运河”，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传承保护的目的，不是把文物和文化遗产变成博物馆里的东西或者存储在硬盘中的东西，而是要展示文明的伟大创造、民族的伟大智慧、历史的壮美辉煌、文化的博大精深、艺术的美轮美奂，使后世子孙能借助“珍贵的器物”“璀璨的文字”“凝固的音乐”“流动的文明”等，深入与历史对话，不断加强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展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未来，推动大运河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的挖掘阐释和展示利用，可在以下几方面继续发力：
一是在精神诠释上要更加关注细节和具体。以微型叙事的方式和工匠化的专业精神，加强对散落在不同区域、故纸堆和民间的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做好新资料、新文献的编辑出版和传播推广，不断丰富文化遗产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内涵。
二是在传承发展中坚持融入城乡空间的基本原则。持续推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要特别注意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新型人文城市建设相结合，从赋能城镇化建设的高度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研究与阐释，积极开展特色文艺创作和特色文旅产品开发，研究提炼不同区域和城市的人文符号、精神标识、审美符号等，并广泛运用于城市更新和历史风貌街区保护，推动其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事业单位，使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传承的精神融入当代人的生产生活中。
三是注重吸收借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验，避免单体城市的传统发展思路。要深入研究和构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策和体制机制，统筹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等功能，引领不同行政区、行政单元探索文化资源整合和文化市场融合的模式路径，形成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遗产传承展示集群，形成更大规模、更具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开放空间，打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研究部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景德镇陶瓷大学特聘教授。
有位西方现代哲人曾说过：“人是时间的存在物。”其实，还应补充一句：“人也是空间的存在物。”因为宇宙由时间和空间构成，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不仅生存和发展要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同时也因为时空的存在，才有了文明、国家、社会、个人的历史和意义。作为人类伟大历史实践所创造和积淀的精华，文物和文化遗产也同样如此。
当今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城市世界。空间和人口是城镇化的两大发展要素，也是紧密联系、激烈博弈的一对基本矛盾。城镇建设需要空间载体，城市繁荣需要源源不断的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文物与文化遗产，同样离不开相对独立的空间和热情洋溢的主体。
曾几何时，主要寄身于老旧街区、传统村镇的文物和文化遗产，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中陷入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困境。有人把这归结为发展经济和传承文化的矛盾，认为二者非此即彼；还有人则以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为名，指责、抨击、全盘否定城镇化建设。其实，发展经济和传承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键在于抓住“空间拓展”这个症结。
近年来，很多濒危的文物、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得到有效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整体生存条件不同程度得到改善。新形势下，在拥挤的城市获得“一席之地”后，如何获得专属的空间和相对独立的政策及体制机制保障，成为持续推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不能单纯强调保护 而要深入思考在保护中发展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的大年，是“一产”（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申遗10周年，也是“一带”（大运河文化带）和“一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5周年。10年间，昔日的历史陈迹，已变成“江水南流夜有声，万家灯火夹江明”的生活场景。
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进行系统回顾和总结，不仅有助于推动“一产”“一带”“一园”融合发展，对于促进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意义。
讨论这个问题前，有必要谈谈曲阜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首先，它的面积很大，示范区包括曲阜、邹城两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有“三孔”“四孟”等文化遗址和景区，以及尼山圣境、孔子博物馆等，在规模上甚至可以与一些经济区媲美。其次，它的要求很高，不是一个文物、一个博物馆、一个历史街区的保护发展，而是以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为核心，要在“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开展探索、先行先试。再次，它的意义重大，相关重大项目瞄准国家发展重大领域、重大问题、重大布局而设立。
特别是，曲阜示范区成功列入国家“十三五”重大工程，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真正走出“寄人篱下”的形态，进入具有独立空间形态和国家战略功能的新阶段。
不过，要做好文化传承保护的大文章，仅有一个孤立的示范区是不够的。这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示范区的遗产保护色彩过于浓郁，容易与城市建设的其他领域割裂、对立起来。二是相比规模有限的文化场所，示范区尽管获得了更大的辗转腾挪空间，但要实现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示范经验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其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来说，要满足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还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级上进行新的探索和试验。在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上，就需要一场思想和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即不能单纯强调保护，而要深入思考和探索如何在保护中发展。
在此背景下，一个在空间上更为广阔、在文化谱系上更加丰富多样、在宏观战略布局上更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国家区域文化规划应运而生。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这是首个文化类国家区域发展规划，标志着以运河文化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晋升为国家战略。
大运河文化带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市，拥有近9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5亿左右的常住人口。与过去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不同，大运河文化带明确提出“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首次赋予文化遗产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定位。
大运河文化带的提出和实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是“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新起点。之后，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黄河流域等国家战略规划中，“文化规划”成为经济和区域规划编制的“标配”。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就同步推出建设人文湾区、健康湾区、休闲湾区等，《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
展示伟大创造和智慧 打造多彩璀璨的“文化运河”
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新问题。
过去，很多城市之所以在保护方面吝于投入、不怎么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这样做的理由和意义。直到今天，尽管很多城市都在加大相关的投入和支持，但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深处也未必有正确的认知。
回顾发展历程，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实现了从“挤空间”到“小空间”再到“大空间”的跨越发展。然而，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还是不够的。以大运河文化带为例，在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放、全线实现有水、部分旅游线路已经熙熙攘攘之后，人们来博物馆看什么、在运河旅游中体验什么？或者说，如何挖掘阐述大运河蕴含的民族精神、文化价值和美学意蕴？
进一步来说，燕赵文化热烈奔放、豪爽阳刚的英雄主义精神，江南文化温文尔雅、细腻优美的审美主义气质，还有中原文化的谨厚、京津文化的包容、淮扬文化的善融等，如何将其演化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培养人民高尚情操、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乃至形成改造现实世界的精神力量，打造一条更加多彩、更加璀璨的“文化运河”，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传承保护的目的，不是把文物和文化遗产变成博物馆里的东西或者存储在硬盘中的东西，而是要展示文明的伟大创造、民族的伟大智慧、历史的壮美辉煌、文化的博大精深、艺术的美轮美奂，使后世子孙能借助“珍贵的器物”“璀璨的文字”“凝固的音乐”“流动的文明”等，深入与历史对话，不断加强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展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未来，推动大运河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的挖掘阐释和展示利用，可在以下几方面继续发力：
一是在精神诠释上要更加关注细节和具体。以微型叙事的方式和工匠化的专业精神，加强对散落在不同区域、故纸堆和民间的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做好新资料、新文献的编辑出版和传播推广，不断丰富文化遗产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内涵。
二是在传承发展中坚持融入城乡空间的基本原则。持续推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要特别注意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新型人文城市建设相结合，从赋能城镇化建设的高度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研究与阐释，积极开展特色文艺创作和特色文旅产品开发，研究提炼不同区域和城市的人文符号、精神标识、审美符号等，并广泛运用于城市更新和历史风貌街区保护，推动其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事业单位，使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传承的精神融入当代人的生产生活中。
三是注重吸收借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验，避免单体城市的传统发展思路。要深入研究和构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策和体制机制，统筹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等功能，引领不同行政区、行政单元探索文化资源整合和文化市场融合的模式路径，形成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遗产传承展示集群，形成更大规模、更具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开放空间，打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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