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带来力量，也带来煎熬人心的虚荣
“在吉原一家居酒屋，我第一次感到少许焦虑。”“决定前往横滨时，我感到一丝兴奋”。“走出浅草地铁站，我有一丝恍惚”。“透明的塑料帘，隔在我与石川小姐之间”。“曼德尔施塔姆的名言。我忘了它的出处，大约总是20世纪初的圣彼得堡……”
对陈年往事的搅动
把许知远的每篇游记的开头一句话连起来，就可以看到，当一个作者进入一个地点的时候，他只需用一句带“我”字的话，就可以宣布自己的权力。“我”的心情，我的生理状态——一丝兴奋，一丝恍惚，记得什么，忘了什么，我醒着，我睡着了——就是作者在这个地名下题写的“到此一游”。
“我在枯黄的草坪上睡着了，对着楼前那座铜像。”这是又一篇游记开头中的话，写的是在印度，加尔各答等地。然后顺着铜像讲：“那是俄国人在1963年赠送的，为了纪念泰戈尔对两国友谊的贡献。1930年，泰戈尔曾访问苏联，那是斯大林统治的黄金时代。很多杰出人物赞扬这场伟大的实验，泰戈尔也是如此。”接下来就引用泰戈尔给儿子的信，信中说：“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简直令人惊叹不已……”
讲完了泰戈尔在给儿子的信中对苏联的评价，许知远回到他刚刚睡醒的当下：“乌鸦不理会陈年往事，它们照样站在铜像的头顶。”
一场“我”对陈年往事的搅动就这样完成了。这些陈年往事发生在其他国度，发生在“我”之前的时代的一些心灵和行动之中，关系到诸多与“我”无关的运作和手段。但“我”为何对此那么热心？到底它们哪点真正打动“我”？这是我最想提问一位游记作者的问题。他回答了，因为紧接着他就说到V.S.奈保尔。
对印度而言，泰戈尔是过去时，当年，西方人借由他来认识印度；奈保尔则是现在时，写了一些讲印度的书，印度人借由他来把自己“推”给西方，也推给了热心求知的中国读者。许知远说，奈保尔笔下的印度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断裂的文明”，他屏息凝神、鞭辟入里地接受了这个版本的印度。许知远说，他和奈保尔，他们哥俩都是受伤的文明的后代：
“奈保尔深深地打动了我。可能是他的冷静，更可能是他执着的自我追寻。在他描述的印度里，我分明看到了我自己。我们都是受伤的文明的后代，都在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虚荣和自尊苦苦挣扎，都在急于打破同胞们自我蒙蔽的幻想。”
在虚荣心和责任感之间挣扎
这都是真心话。写作者本来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中心，他必须免于最低限度的自我怀疑（“我有什么资格书写？”）。为此，对自身的感动和虚荣保持戒备，就是一种必要的，甚至宝贵的写作德行。一位游记作者，如果他要像把蓝莓干嵌入布丁那样，把“我”嵌入一段段往日的故事、一页页旧年文本之中，那他怎能无视自己这么做的虚荣，怎能不疑心，自己很可能正在像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把自己凭空垫高，放到一个雕像的底座上呢？
跟随许知远在虚荣心和责任感之间挣扎，是可以体会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今的不易的。世上已有这么多被美好文字所记录下的苦难，已有这么多出色的思想者和作者，用说不清是真诚还是虚伪、是遭受还是享受的态度，承担并使用各自的名声。知识分子身外，是一众无生命的地点、空间及其中的芸芸众生，而言论思想在他手中的书刊里闪耀——内外之间的组合、对比，有时是讽刺性的，有时则和光同尘。《从上海到西安》一文中，我们照例在机场里发现了我们熟悉的许知远：他手持《新闻周刊》，念新加坡政府智囊马凯硕的文章，然后照例从一个很大的角度去吞吐文章的内容：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全球化，缓缓颠簸的历史天平，亚洲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在他的头顶，是浦东机场高高顶棚上垂下的蓝色吊柱。和光同尘，就在此刻。
知识不仅带来力量，更带来煎熬内心的虚荣；阅读的兴趣、思维的习性，会培养出相应的自我感觉；揣着大命题的人总能感受到大命题，并且，就像下意识地点一杯朝日啤酒和煎饺一样（肯定是“下意识”的，走进日本料理店总不能点羊蝎子吧），在一个个刷满情绪色彩的往日年代的车位上，下意识地放上写有自己名字和车号的占位牌。泰戈尔的一封家信，就涉及世界历史的走向（泰戈尔放贷或育儿的事情他就不容易关心到）；像永井荷风一样走在隅田川，就会感到自己在抵御时代的洪流，在背离千万众人的去向。在檀香山找不到一个停车场，就会想到“历史本不该是一个停车场，它该是多维度的车道，过去、现在与未来，从来都交织于一处”。
知识分子的自负与扭捏
不管站在哪里开始阅读并着手想象，他就站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点上了。一丝焦虑、兴奋和悸动，撩拨着厚厚积累下的文化和历史。知识分子理应对这种力量心怀自负，并号召众人都来注意“我”此刻的情绪，“我”书写的此刻，历史与我的身段形成一个意味深长的角度。海因里希·海涅写过《哈尔茨山游记》，写嗨了的时候爆出一句话：“我疲惫时像一条狗，我睡着了像一尊神。”许知远在他的绍兴游记里表达了同样放诞的自我：我不去鲁迅故居了，“不去又何妨，院内那些野草早已不野了，赤练蛇的传说恐怕也早已被游人惊吓走了吧。”
在这三本游记集中，《无根的丹青》一文最不像游记，主要是在讲与陈丹青的对谈如何困难。这时，许知远是十分可爱的。这篇文章里，出现了最多的不确定：他不确定陈丹青是不是过于设防，不肯说出更深的东西，让他只能像一头围着狡兔的洞穴打转转的狼一样，用复述陈氏的过往经历来勉强揣测其内心世界，并不停地想起鲁迅，想起约翰·罗斯金，想起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变迁；他不确定自己问的问题是否有趣；他甚至狠狠心表示，交流不畅的根源很可能是“因为我不懂艺术”，又狠狠心表示，他不知道作为画家的陈丹青生命是否已结束……这句话太像诅咒，像在出祁山的末期，诸葛亮面对按兵不动的司马懿使出的最后一招激将。然后，他又给对手一个台阶，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他承认：陈丹青或许并不在意历史怎么记住他——以及，访谈本身就是不必要的。
一无所获的人也可以拍几张照片，记录自己的一无所获。这篇文章，像书中的其他文章一样，都有着讨人喜爱的真实性情，反映着一个作者在真实的自我和表露在外的自我之间扭捏不安的较量。读者永远可以各取所需。想要了解大命题的人，比如想了解大众传媒的世界性发展，了解特朗普致使美国发生了怎样的断裂，了解精英文化在文旅的发达中遭到怎样的荼毒——都可以收获众多。而对此无感的人，起码也能加深对一位作者、一位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印象。
如若要用一个涵括了许知远的“我们”来谈心得，我想说，我们都是精赤条条的伪装者，我们敲打出的文字，本身就是用于招徕关注的我们赤身裸体的样子；我们假装无意于背负什么名声，并在重申人文情怀和人文主义的责任时忍住不喘粗气。倘若历史不是停车场，而是多维的车道，那么在找不到一个居酒屋时，就不妨想到世界本不该是一个居酒屋，而是居酒屋外的车站，行走着男的、女的、活着的和死去了的酒徒。
“在吉原一家居酒屋，我第一次感到少许焦虑。”“决定前往横滨时，我感到一丝兴奋”。“走出浅草地铁站，我有一丝恍惚”。“透明的塑料帘，隔在我与石川小姐之间”。“曼德尔施塔姆的名言。我忘了它的出处，大约总是20世纪初的圣彼得堡……”
对陈年往事的搅动
把许知远的每篇游记的开头一句话连起来，就可以看到，当一个作者进入一个地点的时候，他只需用一句带“我”字的话，就可以宣布自己的权力。“我”的心情，我的生理状态——一丝兴奋，一丝恍惚，记得什么，忘了什么，我醒着，我睡着了——就是作者在这个地名下题写的“到此一游”。
“我在枯黄的草坪上睡着了，对着楼前那座铜像。”这是又一篇游记开头中的话，写的是在印度，加尔各答等地。然后顺着铜像讲：“那是俄国人在1963年赠送的，为了纪念泰戈尔对两国友谊的贡献。1930年，泰戈尔曾访问苏联，那是斯大林统治的黄金时代。很多杰出人物赞扬这场伟大的实验，泰戈尔也是如此。”接下来就引用泰戈尔给儿子的信，信中说：“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简直令人惊叹不已……”
讲完了泰戈尔在给儿子的信中对苏联的评价，许知远回到他刚刚睡醒的当下：“乌鸦不理会陈年往事，它们照样站在铜像的头顶。”
一场“我”对陈年往事的搅动就这样完成了。这些陈年往事发生在其他国度，发生在“我”之前的时代的一些心灵和行动之中，关系到诸多与“我”无关的运作和手段。但“我”为何对此那么热心？到底它们哪点真正打动“我”？这是我最想提问一位游记作者的问题。他回答了，因为紧接着他就说到V.S.奈保尔。
对印度而言，泰戈尔是过去时，当年，西方人借由他来认识印度；奈保尔则是现在时，写了一些讲印度的书，印度人借由他来把自己“推”给西方，也推给了热心求知的中国读者。许知远说，奈保尔笔下的印度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断裂的文明”，他屏息凝神、鞭辟入里地接受了这个版本的印度。许知远说，他和奈保尔，他们哥俩都是受伤的文明的后代：
“奈保尔深深地打动了我。可能是他的冷静，更可能是他执着的自我追寻。在他描述的印度里，我分明看到了我自己。我们都是受伤的文明的后代，都在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虚荣和自尊苦苦挣扎，都在急于打破同胞们自我蒙蔽的幻想。”
在虚荣心和责任感之间挣扎
这都是真心话。写作者本来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中心，他必须免于最低限度的自我怀疑（“我有什么资格书写？”）。为此，对自身的感动和虚荣保持戒备，就是一种必要的，甚至宝贵的写作德行。一位游记作者，如果他要像把蓝莓干嵌入布丁那样，把“我”嵌入一段段往日的故事、一页页旧年文本之中，那他怎能无视自己这么做的虚荣，怎能不疑心，自己很可能正在像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把自己凭空垫高，放到一个雕像的底座上呢？
跟随许知远在虚荣心和责任感之间挣扎，是可以体会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今的不易的。世上已有这么多被美好文字所记录下的苦难，已有这么多出色的思想者和作者，用说不清是真诚还是虚伪、是遭受还是享受的态度，承担并使用各自的名声。知识分子身外，是一众无生命的地点、空间及其中的芸芸众生，而言论思想在他手中的书刊里闪耀——内外之间的组合、对比，有时是讽刺性的，有时则和光同尘。《从上海到西安》一文中，我们照例在机场里发现了我们熟悉的许知远：他手持《新闻周刊》，念新加坡政府智囊马凯硕的文章，然后照例从一个很大的角度去吞吐文章的内容：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全球化，缓缓颠簸的历史天平，亚洲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在他的头顶，是浦东机场高高顶棚上垂下的蓝色吊柱。和光同尘，就在此刻。
知识不仅带来力量，更带来煎熬内心的虚荣；阅读的兴趣、思维的习性，会培养出相应的自我感觉；揣着大命题的人总能感受到大命题，并且，就像下意识地点一杯朝日啤酒和煎饺一样（肯定是“下意识”的，走进日本料理店总不能点羊蝎子吧），在一个个刷满情绪色彩的往日年代的车位上，下意识地放上写有自己名字和车号的占位牌。泰戈尔的一封家信，就涉及世界历史的走向（泰戈尔放贷或育儿的事情他就不容易关心到）；像永井荷风一样走在隅田川，就会感到自己在抵御时代的洪流，在背离千万众人的去向。在檀香山找不到一个停车场，就会想到“历史本不该是一个停车场，它该是多维度的车道，过去、现在与未来，从来都交织于一处”。
知识分子的自负与扭捏
不管站在哪里开始阅读并着手想象，他就站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点上了。一丝焦虑、兴奋和悸动，撩拨着厚厚积累下的文化和历史。知识分子理应对这种力量心怀自负，并号召众人都来注意“我”此刻的情绪，“我”书写的此刻，历史与我的身段形成一个意味深长的角度。海因里希·海涅写过《哈尔茨山游记》，写嗨了的时候爆出一句话：“我疲惫时像一条狗，我睡着了像一尊神。”许知远在他的绍兴游记里表达了同样放诞的自我：我不去鲁迅故居了，“不去又何妨，院内那些野草早已不野了，赤练蛇的传说恐怕也早已被游人惊吓走了吧。”
在这三本游记集中，《无根的丹青》一文最不像游记，主要是在讲与陈丹青的对谈如何困难。这时，许知远是十分可爱的。这篇文章里，出现了最多的不确定：他不确定陈丹青是不是过于设防，不肯说出更深的东西，让他只能像一头围着狡兔的洞穴打转转的狼一样，用复述陈氏的过往经历来勉强揣测其内心世界，并不停地想起鲁迅，想起约翰·罗斯金，想起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变迁；他不确定自己问的问题是否有趣；他甚至狠狠心表示，交流不畅的根源很可能是“因为我不懂艺术”，又狠狠心表示，他不知道作为画家的陈丹青生命是否已结束……这句话太像诅咒，像在出祁山的末期，诸葛亮面对按兵不动的司马懿使出的最后一招激将。然后，他又给对手一个台阶，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他承认：陈丹青或许并不在意历史怎么记住他——以及，访谈本身就是不必要的。
一无所获的人也可以拍几张照片，记录自己的一无所获。这篇文章，像书中的其他文章一样，都有着讨人喜爱的真实性情，反映着一个作者在真实的自我和表露在外的自我之间扭捏不安的较量。读者永远可以各取所需。想要了解大命题的人，比如想了解大众传媒的世界性发展，了解特朗普致使美国发生了怎样的断裂，了解精英文化在文旅的发达中遭到怎样的荼毒——都可以收获众多。而对此无感的人，起码也能加深对一位作者、一位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印象。
如若要用一个涵括了许知远的“我们”来谈心得，我想说，我们都是精赤条条的伪装者，我们敲打出的文字，本身就是用于招徕关注的我们赤身裸体的样子；我们假装无意于背负什么名声，并在重申人文情怀和人文主义的责任时忍住不喘粗气。倘若历史不是停车场，而是多维的车道，那么在找不到一个居酒屋时，就不妨想到世界本不该是一个居酒屋，而是居酒屋外的车站，行走着男的、女的、活着的和死去了的酒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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