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继续探身于历史的褶皱
用“作家靠荷尔蒙写作”自勉的马伯庸，许是真有“马不停蹄”的基因传承：从事职业创作尚不满10年，就以令人惊愕的速度，驰骋历史小说、神话小说、科幻小说等多个领域，在当今文学界声名鹊起。由于深谙“大局+小吏”的排兵布阵，再若无其事地点缀些共鸣当下的“佐料”，马伯庸的每部作品一经出版，几乎都能引来众多拥趸。大概早就坚定了“不想当美食家的历史爱好者绝对不是好的小说家”的理想，在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食南之徒》中，马伯庸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以蜻蜓点水之笔顺带过些甘旨肥浓的“美食瘾”，而是让《史记》可辑的老饕汉使唐蒙，一头扑进美食的洪流，大摇大摆地当起吃货。
为历史的复杂性提供解读
历史的长河浩浩汤汤，人物、事件数不胜数，但有幸载入汗青的，却是凤毛麟角；至于那些被时光和尘土掩去的部分，要么任其沉睡，要么就打捞起细节，把未知的可能唤醒。早在一百年前，鲁迅的《故事新编》、施蛰存的《将军底头》等作品，就试图在历史、神话和名著的褶皱中爬梳剔抉，以顺理成章的想象和叙述，为那些可能被略去的复杂性提供解读。
马伯庸的代表作《长安的荔枝》，就以“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名句为“情节构架”，以徽州文书中记载的周德文的坎坷经历为“精神血肉”，建构起了一部五千里外运荔枝的小人物辛酸史。在《食南之徒》中，马伯庸信手捡拾的仍是两条线索：一条是《史记》对“唐蒙通夜郎”寥寥数笔的记录，小说23万余字的情节都由此铺陈；另一条是南越王宫旧址出土的“壶枣一木”竹简，马伯庸的一系列附会和假想，比如孝景帝“狐死首丘”的暗讽，比如南越王赵佗颁发“转运策”阻断南北贸易的由头等等，都因循着这根竹简所附着的浓厚乡愁。
在《食南之徒》的后记中，马伯庸写道，“书中涉及的南越国各种风土、掌故、用具、建筑风格等，皆有考古佐证”；事实上，也大抵如此。小说提及的甑（食器）、釜壶（炊器）、胥余果（椰子）、五敛子（阳桃）、爰书（司法文书）、珠水（珠江）等名，皆使用了秦汉古称。此外，小说有一处提到了赵眜用“燕窝”款待庄助，但据汪曾祺《宋朝人的吃喝》所写，遍检宋人笔记，“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朝才开始”。《食南之徒》将“燕窝食用史”推前了1500多年，自然可以认为是一种错讹，但海丝之路在秦汉时已经形成，肇始于爪哇的燕窝，此时由海丝之路传入南越，并长期仅供宫廷而不为人知，也非没有可能。
就像长篇小说《两京十五日》里，朱瞻基、于谦、朱高煦等历史人物鱼贯登场一样，《食南之徒》中最为核心的人物，比如汉朝的唐蒙、庄助、王恢、路博德，南越国的任嚣、吕嘉和三代南越王赵佗、赵眜、赵婴齐，也都真实存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眜，在《史记》《汉书》等典籍中，“南越文王”的名字均被记载为“赵胡”，1983年南越王墓挖掘后，“赵胡”的真名“赵眜”才周知于天下。这当然表明，历史的发展一直都在不断丰富、不断纠偏，就好比《食南之徒》中对于唐蒙出使南越过程、任嚣为何传位赵佗、赵佗究竟因何病故等细节的想象，看似纯属推断，但随着更多历史细节的浮现，谁又能在当下就斩钉截铁地证伪？就像戴锦华所说的：“历史从来不是关于过去的，历史从来都是关于未来的。”与此同时，史书对赵眜“多病孱弱，生无建树”的描述，也在《食南之徒》中得到了承接。小说中“赵眜最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王位帝位，而是睡个好觉”，“赵眜本质上还是个惧怕风雨的婴孩”等细节，看似与常规的帝王形象大相径庭，但对照史实里的赵眜“人设”，却又出奇契合。
“由淡到浓”的食货唐蒙
多年来，马伯庸始终钟情于“小人物”写作，即便《两京十五日》《太白金星有点烦》等小说中，主人公们都是“大人物”身份，但就其某时某刻的境况而言，却也是卑微的“小人物”。
和《长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毫不知情地“入坑”一样，《食南之徒》的主人公唐蒙，也是莫名其妙地就被卷入历史。但马伯庸意欲塑造的绝对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倒霉鬼”，而是他们如何从“顺其自然”变为“逆天改命”，并最终在历史的浪潮中全身而退。
唐蒙身上有很多标签，除了聪慧机警、坚忍不拔、一诺千金这些绝对正面的品质之外，还有两个相对杂糅的符号：一个是“吃货”，另一个是“淡人”——唐蒙的有趣、唐蒙的纠结，也都是嫁接于此。
正如前文所说，唐蒙的贪吃属性源自于《史记》所载，但相比较《史记》的简笔勾勒，马伯庸则是大挥笔墨。《食南之徒》甫一开篇，映入眼帘的就是唐蒙孜孜不倦、大快朵颐的吃货形象。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唐蒙时刻践行着“民以食为天”的“最高理想”：进入南越国，被番禺城民投掷五敛子，唐蒙脱口而出的竟是“（这东西）好吃吗？”；寻访任延寿中毒经过时，面对老庄丁随口一句“咬死人的蛇是大不吉，不如吃了”，唐蒙立马反问的也是“好吃吗”？
当然，唐蒙绝对不只是沉溺于口腹之欲的馋猫，想必深谙“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食物同样是他参透人生的关键索引：行舟过程中，面对江面绵密的细雨，他联想到“熬煮的稻米羹”，并生发出“造化为厨，天地为釜”的感慨；和两代南越王进餐时，引用起《尚书》里“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句子，并感慨“明说盐梅乃烹饪必备之调料，实则是说要善用贤良之人为佐使，国政方可清明”。这些，足见唐蒙这个吃货不仅毫不糊涂，而且还让人肃然起敬。
最初，唐蒙的形象一目了然，那就是仗着小聪明而坚定选择“躺平”的小吏，风吹雨打、刀山火海，什么都撼动不了，就连被囚禁在坞堡生死未卜，都能“四仰八叉”，“发出香甜的呼噜声”。但马伯庸没有让唐蒙在“淡人”的道上走到黑，当小说行进到三分之二时，原本还在躺平和上进间徘徊的唐蒙，突然“浓度飙升”，并且奋起一跃。
唐蒙“由淡到浓”的转变，就连小说中常伴左右的黄同都大为不解，“唐副使你明明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来岭南，何以现在这么拼”？唐蒙以“我是为了那一罐蜀枸酱”搪塞敷衍，实则却是附着在蜀枸酱上的承诺和人性，让他锚定了决心。《史记》对于唐蒙为何执着于探究“蜀枸酱”只字未提。马伯庸虚构了“甘蔗”这个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角色，并用唐蒙和甘蔗的君子之约，填补了历史空白，也为那些被正史忽略的小人物们找到了一席之位。
在紧张和松弛间自如拿捏
从电影到电视剧，从舞台剧到网络游戏，马伯庸俨然已经成为当下文学衍生产业中炙手可热的IP。一方面，马伯庸本就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仅《长安的荔枝》一部作品，豆瓣评分人数就多达18.3万；另一方面，马伯庸的小说天生就具有影视改编的独特优势，且不论紧凑的情节总让人欲罢不能，就连小说叙事的技巧也是百转千回。
《食南之徒》用的第三人称，叙事主体在唐蒙、庄助等不同人物之间频繁切换，既实现了对叙事场景的最大程度展现，也是“以彼观己”，更加立体地塑造了人物。比如，小说有一段写庄助的暴怒，短短80余字，视角转换就多达三次：先写庄助自己，“横剑于膝，振臂一撅”；再写利剑，“发出一声哀鸣，竟断折成两截”；最后写黄同之所见，“发现这位无论何时都保持着仪态的翩翩贵公子，陡然露出一种近乎崩溃的扭曲神情”——三位一体的叙述视角，让主体的情绪、物体的变化、客体的感官全都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紧绷感。又比如，在初访梅耶酒肆的故事中，马伯庸先让“寻访者”脱去了人物身份，但凡提及都只称呼“客人”；低存在感的“客人”形象，更为有利的把读者注意力聚拢在酒肆主人梅耶身上；至于寻访者，就当他是个无关紧要的“路人甲”吧。然而，待到甘蔗出现，“客人”的称呼立马收回，叙事中言必提“唐蒙”，读者的注意力迅速被拉了回来。
马伯庸的确是个“拿捏”节奏的好手。读者的紧张、读者的松弛，全由他一手操弄。当唐蒙被诬告埋设人偶诅咒赵佗时，庄柱和赵眜之间的气氛已经紧张到凝固，但一旁的赵婴齐却突然问道：“先生明日还来讲学吗？”一句不合时宜的发问，使得这位未来君主的荒诞跃然纸上，剑拔弩张的叙事也因此舒缓，焦虑的读者终于舒了口气。当庄助和唐蒙紧张地商议着南越称帝的大事时，读者也正沉浸于对事态进展的推断。但唐蒙却“一张开嘴，冒出一个嗝”，吃货的形象再次凸显，读者的“严肃脸”也随之消解。
早年的马伯庸，多次收获科幻文学“银河奖”、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但随着作品的畅销，马伯庸似乎也被隔绝在了严肃文学的视野之外。“严肃性”和“流行性”从来就不是有你没我的关系，马伯庸对历史的揣度、对人性的推演，理应和传统的严肃文学一样，同样值得尊重。
用“作家靠荷尔蒙写作”自勉的马伯庸，许是真有“马不停蹄”的基因传承：从事职业创作尚不满10年，就以令人惊愕的速度，驰骋历史小说、神话小说、科幻小说等多个领域，在当今文学界声名鹊起。由于深谙“大局+小吏”的排兵布阵，再若无其事地点缀些共鸣当下的“佐料”，马伯庸的每部作品一经出版，几乎都能引来众多拥趸。大概早就坚定了“不想当美食家的历史爱好者绝对不是好的小说家”的理想，在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食南之徒》中，马伯庸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以蜻蜓点水之笔顺带过些甘旨肥浓的“美食瘾”，而是让《史记》可辑的老饕汉使唐蒙，一头扑进美食的洪流，大摇大摆地当起吃货。
为历史的复杂性提供解读
历史的长河浩浩汤汤，人物、事件数不胜数，但有幸载入汗青的，却是凤毛麟角；至于那些被时光和尘土掩去的部分，要么任其沉睡，要么就打捞起细节，把未知的可能唤醒。早在一百年前，鲁迅的《故事新编》、施蛰存的《将军底头》等作品，就试图在历史、神话和名著的褶皱中爬梳剔抉，以顺理成章的想象和叙述，为那些可能被略去的复杂性提供解读。
马伯庸的代表作《长安的荔枝》，就以“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名句为“情节构架”，以徽州文书中记载的周德文的坎坷经历为“精神血肉”，建构起了一部五千里外运荔枝的小人物辛酸史。在《食南之徒》中，马伯庸信手捡拾的仍是两条线索：一条是《史记》对“唐蒙通夜郎”寥寥数笔的记录，小说23万余字的情节都由此铺陈；另一条是南越王宫旧址出土的“壶枣一木”竹简，马伯庸的一系列附会和假想，比如孝景帝“狐死首丘”的暗讽，比如南越王赵佗颁发“转运策”阻断南北贸易的由头等等，都因循着这根竹简所附着的浓厚乡愁。
在《食南之徒》的后记中，马伯庸写道，“书中涉及的南越国各种风土、掌故、用具、建筑风格等，皆有考古佐证”；事实上，也大抵如此。小说提及的甑（食器）、釜壶（炊器）、胥余果（椰子）、五敛子（阳桃）、爰书（司法文书）、珠水（珠江）等名，皆使用了秦汉古称。此外，小说有一处提到了赵眜用“燕窝”款待庄助，但据汪曾祺《宋朝人的吃喝》所写，遍检宋人笔记，“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朝才开始”。《食南之徒》将“燕窝食用史”推前了1500多年，自然可以认为是一种错讹，但海丝之路在秦汉时已经形成，肇始于爪哇的燕窝，此时由海丝之路传入南越，并长期仅供宫廷而不为人知，也非没有可能。
就像长篇小说《两京十五日》里，朱瞻基、于谦、朱高煦等历史人物鱼贯登场一样，《食南之徒》中最为核心的人物，比如汉朝的唐蒙、庄助、王恢、路博德，南越国的任嚣、吕嘉和三代南越王赵佗、赵眜、赵婴齐，也都真实存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眜，在《史记》《汉书》等典籍中，“南越文王”的名字均被记载为“赵胡”，1983年南越王墓挖掘后，“赵胡”的真名“赵眜”才周知于天下。这当然表明，历史的发展一直都在不断丰富、不断纠偏，就好比《食南之徒》中对于唐蒙出使南越过程、任嚣为何传位赵佗、赵佗究竟因何病故等细节的想象，看似纯属推断，但随着更多历史细节的浮现，谁又能在当下就斩钉截铁地证伪？就像戴锦华所说的：“历史从来不是关于过去的，历史从来都是关于未来的。”与此同时，史书对赵眜“多病孱弱，生无建树”的描述，也在《食南之徒》中得到了承接。小说中“赵眜最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王位帝位，而是睡个好觉”，“赵眜本质上还是个惧怕风雨的婴孩”等细节，看似与常规的帝王形象大相径庭，但对照史实里的赵眜“人设”，却又出奇契合。
“由淡到浓”的食货唐蒙
多年来，马伯庸始终钟情于“小人物”写作，即便《两京十五日》《太白金星有点烦》等小说中，主人公们都是“大人物”身份，但就其某时某刻的境况而言，却也是卑微的“小人物”。
和《长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毫不知情地“入坑”一样，《食南之徒》的主人公唐蒙，也是莫名其妙地就被卷入历史。但马伯庸意欲塑造的绝对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倒霉鬼”，而是他们如何从“顺其自然”变为“逆天改命”，并最终在历史的浪潮中全身而退。
唐蒙身上有很多标签，除了聪慧机警、坚忍不拔、一诺千金这些绝对正面的品质之外，还有两个相对杂糅的符号：一个是“吃货”，另一个是“淡人”——唐蒙的有趣、唐蒙的纠结，也都是嫁接于此。
正如前文所说，唐蒙的贪吃属性源自于《史记》所载，但相比较《史记》的简笔勾勒，马伯庸则是大挥笔墨。《食南之徒》甫一开篇，映入眼帘的就是唐蒙孜孜不倦、大快朵颐的吃货形象。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唐蒙时刻践行着“民以食为天”的“最高理想”：进入南越国，被番禺城民投掷五敛子，唐蒙脱口而出的竟是“（这东西）好吃吗？”；寻访任延寿中毒经过时，面对老庄丁随口一句“咬死人的蛇是大不吉，不如吃了”，唐蒙立马反问的也是“好吃吗”？
当然，唐蒙绝对不只是沉溺于口腹之欲的馋猫，想必深谙“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食物同样是他参透人生的关键索引：行舟过程中，面对江面绵密的细雨，他联想到“熬煮的稻米羹”，并生发出“造化为厨，天地为釜”的感慨；和两代南越王进餐时，引用起《尚书》里“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句子，并感慨“明说盐梅乃烹饪必备之调料，实则是说要善用贤良之人为佐使，国政方可清明”。这些，足见唐蒙这个吃货不仅毫不糊涂，而且还让人肃然起敬。
最初，唐蒙的形象一目了然，那就是仗着小聪明而坚定选择“躺平”的小吏，风吹雨打、刀山火海，什么都撼动不了，就连被囚禁在坞堡生死未卜，都能“四仰八叉”，“发出香甜的呼噜声”。但马伯庸没有让唐蒙在“淡人”的道上走到黑，当小说行进到三分之二时，原本还在躺平和上进间徘徊的唐蒙，突然“浓度飙升”，并且奋起一跃。
唐蒙“由淡到浓”的转变，就连小说中常伴左右的黄同都大为不解，“唐副使你明明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来岭南，何以现在这么拼”？唐蒙以“我是为了那一罐蜀枸酱”搪塞敷衍，实则却是附着在蜀枸酱上的承诺和人性，让他锚定了决心。《史记》对于唐蒙为何执着于探究“蜀枸酱”只字未提。马伯庸虚构了“甘蔗”这个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角色，并用唐蒙和甘蔗的君子之约，填补了历史空白，也为那些被正史忽略的小人物们找到了一席之位。
在紧张和松弛间自如拿捏
从电影到电视剧，从舞台剧到网络游戏，马伯庸俨然已经成为当下文学衍生产业中炙手可热的IP。一方面，马伯庸本就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仅《长安的荔枝》一部作品，豆瓣评分人数就多达18.3万；另一方面，马伯庸的小说天生就具有影视改编的独特优势，且不论紧凑的情节总让人欲罢不能，就连小说叙事的技巧也是百转千回。
《食南之徒》用的第三人称，叙事主体在唐蒙、庄助等不同人物之间频繁切换，既实现了对叙事场景的最大程度展现，也是“以彼观己”，更加立体地塑造了人物。比如，小说有一段写庄助的暴怒，短短80余字，视角转换就多达三次：先写庄助自己，“横剑于膝，振臂一撅”；再写利剑，“发出一声哀鸣，竟断折成两截”；最后写黄同之所见，“发现这位无论何时都保持着仪态的翩翩贵公子，陡然露出一种近乎崩溃的扭曲神情”——三位一体的叙述视角，让主体的情绪、物体的变化、客体的感官全都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紧绷感。又比如，在初访梅耶酒肆的故事中，马伯庸先让“寻访者”脱去了人物身份，但凡提及都只称呼“客人”；低存在感的“客人”形象，更为有利的把读者注意力聚拢在酒肆主人梅耶身上；至于寻访者，就当他是个无关紧要的“路人甲”吧。然而，待到甘蔗出现，“客人”的称呼立马收回，叙事中言必提“唐蒙”，读者的注意力迅速被拉了回来。
马伯庸的确是个“拿捏”节奏的好手。读者的紧张、读者的松弛，全由他一手操弄。当唐蒙被诬告埋设人偶诅咒赵佗时，庄柱和赵眜之间的气氛已经紧张到凝固，但一旁的赵婴齐却突然问道：“先生明日还来讲学吗？”一句不合时宜的发问，使得这位未来君主的荒诞跃然纸上，剑拔弩张的叙事也因此舒缓，焦虑的读者终于舒了口气。当庄助和唐蒙紧张地商议着南越称帝的大事时，读者也正沉浸于对事态进展的推断。但唐蒙却“一张开嘴，冒出一个嗝”，吃货的形象再次凸显，读者的“严肃脸”也随之消解。
早年的马伯庸，多次收获科幻文学“银河奖”、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但随着作品的畅销，马伯庸似乎也被隔绝在了严肃文学的视野之外。“严肃性”和“流行性”从来就不是有你没我的关系，马伯庸对历史的揣度、对人性的推演，理应和传统的严肃文学一样，同样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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