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意象”到City Walk
城市更新是上海当前的一项全局性工作，其本质是城市化的普遍原理在现阶段上海的大规模实践。近百年来，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已陆续走过类似的阶段并经历迷茫与探索。这期间形成的城市意象理论与City Walk意蕴，既拓展了认知城市的视野，也拓展了艺术涵盖的领域，“以城市为对象的艺术”凸显为城市更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城市意象——技术迷茫中的艺术启示
欧美在20世纪30年代已达到了较高的城市化程度，在二战之后的大规模重建和产业调整中，进一步拟合出了更高效的土地分级开发模式，迅速普及了现代化的城市硬件体系，由此一度风靡着工具理性导向的“物质空间形态决定论”。
但新兴的城区环境和先进的物质条件并未能持续给予公众获得感，还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如土地价格上涨导致城区职住分离加剧，土地二级开发追逐自身经济利益而无视社会成本，布景化标准化的商业模块遮盖地域特色等。
与此同时，既有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流程又缺乏相应的社会干预机制，城市物质空间在高速增长中出现明显偏离人本需求的混乱趋势。
技术路线上遭遇迷茫，艺术维度中蕴藏启示。思想界在两者思维方式的转换中意识到，在城市日益多维的客观评价体系之外，需要对公众的主观感受予以足够重视；并进一步认识到，在市政和建筑增量瓶颈之上，需要“以城市为对象的设计”应对可持续发展困境。
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知名高校开始建设城市设计专业；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出版的城市研究丛书第一册《城市意象》，推导出城市设计的一个具体价值目标——形象性（Imageablity），阐释了城市形象的艺术性原理。
城市意象研究以公众的心理感受为出发点，共鸣着艺术的人文关怀。城市形象也确实是艺术性的——是人们创造的，体现出社会意识，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形式性和审美性，以及文化传承、交流、教育的功能等等。
城市形象的艺术性质很独特。城市与建筑具有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空间性，不仅可以在外部欣赏，还可以进入内部体验。城市又具有不同于建筑的时间性，公众对于二者的日常感受差异，类似于电影和照片。城市也无法隐藏，而会持续地被公众感受，后者同时又是城市舞台的一部分和修改者。再因为城市的宏大，公众对于城市的感受和修改难以同步，并不断相互干扰、迷惑、切割。故而，城市形象是一种与时间有关的大众日常共建艺术，但难以套用类似于音乐或戏剧那样具有明确行进控制的时效模式，也显然不同于可以游离于日常生活之外的景观，对此长远以来也缺乏专门的研究。
作为研究方法和艺术体验的City Walk
城市意象理论是城市设计专业设立后的最早期基础性成果之一，其研究工作起步于在三座美国城市波士顿、泽西城、洛杉矶中心城区的“街头调查”。
这是作为城市研究方法的City Walk，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由经过训练的观察者系统性地现场踏勘这些城区的物质环境要素，绘制地图并注明各类要素的可见性、形象的强弱、连续或中断等等属性，并分析其中特别成功或薄弱的成分。二是面向一批居住地和工作地都长期位于这些城区内的人们，了解他们对本地物质环境的印象，包括让他们漫谈叙述，确定方位，勾画草图，以及设计游览路线等。
上述调查取得的素材显示出，公众在日常适应城区环境的过程中，会共性地从直观的实景中抽象出结构并持续修正。人们因而可以分解归纳出城区形象的构成因素，有条理地解析不同城区的“公众口碑”差异，在理论层次为城市更新提供人本指引。
后续深入研究建立起的城市意向理论，解析了城市感受最基础的心理机制，演绎了城市环境从对象到形象的转变模式，提炼了有助于增强城市形象的设计要素。这些要素分为五类：道路（Path）、边界（Edge）、区域（District）、节点（Node）、标志（Landmark），它们像电影中的不同角色，有规律地互相穿插迭合。比如，区域由节点构成，受边界限定，道路穿插其中，标志散布在内。
理论研究划分出城市形象要素的基准类型，现实中的城市美感则来自对各类要素协奏的“街头欣赏”。这是作为城市艺术体验的City Walk，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以步行这种最基础的自主移动方式体验城市，通过自己身体的移动而直接建立空间感受，并将途经各种真实的“他人”“他物”，和自己的身体一起交织写入城市空间，由此形成一种文本。二是以能否“在场自主行走”，区分出“表象”与“现实”这两种“空间阅读”。影像、雕塑、舞台、模型、图纸等媒介呈现的空间表象，在还原现场的同时也将读者与实际的“在场”区隔开来，此时供阅读的是已独立成篇的“他处”空间文本，读者“身体所在”和“意识关注”的是不同的空间。
在上述第一层含义中，城市中的行走就是一种自我书写的创作，被喻为“步行修辞学”；在第二层含义中，即使读者身处真实的城市空间之中但只是驻足静观，在本质上他仍然被限制在“空间表象阅读”之内，换言之，“驻足静观”把现实空间剧场化了。而在身体被步行带入空间的过程中，人与空间处于最纯粹直接的关系，其中的场景、建筑、街道、声音、气息等等元素作为符号，不经由媒介转呈，是未被压缩未被化约的完整存在。因此，以人在步行空间之中的“现场性”为前提，才能阅读最实在的空间叙事，这也是City Walk的独特艺术魅力。
艺术城市化与城市艺术化
在公众的城市印象之外，社会学的研究更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城市的机器式“分工系统”属性，即市场通过精细劳动分工来组织社会化生产，个体则需要通过“职位端口”接入某个功能系统，获得自己的社会生存空间。
在效率优势和竞争机制下，现代城市成为高密度高流动性的资源集合，总体上常态拥挤着陌生人。现代城市化进程在提升物质条件吸引力的同时，也瓦解着传统社会的血缘地缘共同体，达到一定阶段后，前者会趋于平缓，后者则几近消散。此时，城市形象从日常泛在的“长物”，变为增进城市精神联结的艺术纽带，响应强烈的社会需求。
回味近年来伴随着城市更新步伐，上海涌现出的“一江一河”“建筑可阅读”“城市空间艺术季”、电影《爱情神话》、电视剧《繁花》等现象级艺术项目，皆是规律使然。
这些艺术成就的表现形式多样，但都基于上海城市形象加以意向转化；散布的上海城市元素，在活跃的艺术环境中发生类似“蛋白质交联作用”，不断形成“化学键”彼此关联。艺术的城市化，酝酿出新的风味品类；城市的艺术化，蜕变着新的精神共同体雏形。两者皆在双向奔赴中诗意地“改性”，洋溢出上海城市更新的微醺格调，在城市空间再生产中日益显效。
例如在黄浦江“道路（Path）”上，徐汇滨江实施“双A（Art+AI）”战略，推动11.4公里传统工业岸线“锈带”的产业转型和空间更新；在近代上海“区域（District）”中，愚园路长宁段定位“艺术愚园”，将一批“流量首店”导入街区历史建筑，构建独特的“跨界生活美学体验街区”业态。
城市更新指向消解城市可持续发展障碍，但在实践中有不同的具体任务，如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优化产业的类型结构和空间分布，缩小城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等。因此，城市与艺术的融合更新，也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基于不同的城市文脉，存在不同的正确方式与路径。现代社会变迁中的艺术城市化与城市艺术化，源自应对城市困境的实践探索，也迫切需要加强围绕城市更新的艺术思想理论建设，艺术评论领域正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城市更新是上海当前的一项全局性工作，其本质是城市化的普遍原理在现阶段上海的大规模实践。近百年来，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已陆续走过类似的阶段并经历迷茫与探索。这期间形成的城市意象理论与City Walk意蕴，既拓展了认知城市的视野，也拓展了艺术涵盖的领域，“以城市为对象的艺术”凸显为城市更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城市意象——技术迷茫中的艺术启示
欧美在20世纪30年代已达到了较高的城市化程度，在二战之后的大规模重建和产业调整中，进一步拟合出了更高效的土地分级开发模式，迅速普及了现代化的城市硬件体系，由此一度风靡着工具理性导向的“物质空间形态决定论”。
但新兴的城区环境和先进的物质条件并未能持续给予公众获得感，还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如土地价格上涨导致城区职住分离加剧，土地二级开发追逐自身经济利益而无视社会成本，布景化标准化的商业模块遮盖地域特色等。
与此同时，既有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流程又缺乏相应的社会干预机制，城市物质空间在高速增长中出现明显偏离人本需求的混乱趋势。
技术路线上遭遇迷茫，艺术维度中蕴藏启示。思想界在两者思维方式的转换中意识到，在城市日益多维的客观评价体系之外，需要对公众的主观感受予以足够重视；并进一步认识到，在市政和建筑增量瓶颈之上，需要“以城市为对象的设计”应对可持续发展困境。
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知名高校开始建设城市设计专业；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出版的城市研究丛书第一册《城市意象》，推导出城市设计的一个具体价值目标——形象性（Imageablity），阐释了城市形象的艺术性原理。
城市意象研究以公众的心理感受为出发点，共鸣着艺术的人文关怀。城市形象也确实是艺术性的——是人们创造的，体现出社会意识，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形式性和审美性，以及文化传承、交流、教育的功能等等。
城市形象的艺术性质很独特。城市与建筑具有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空间性，不仅可以在外部欣赏，还可以进入内部体验。城市又具有不同于建筑的时间性，公众对于二者的日常感受差异，类似于电影和照片。城市也无法隐藏，而会持续地被公众感受，后者同时又是城市舞台的一部分和修改者。再因为城市的宏大，公众对于城市的感受和修改难以同步，并不断相互干扰、迷惑、切割。故而，城市形象是一种与时间有关的大众日常共建艺术，但难以套用类似于音乐或戏剧那样具有明确行进控制的时效模式，也显然不同于可以游离于日常生活之外的景观，对此长远以来也缺乏专门的研究。
作为研究方法和艺术体验的City Walk
城市意象理论是城市设计专业设立后的最早期基础性成果之一，其研究工作起步于在三座美国城市波士顿、泽西城、洛杉矶中心城区的“街头调查”。
这是作为城市研究方法的City Walk，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由经过训练的观察者系统性地现场踏勘这些城区的物质环境要素，绘制地图并注明各类要素的可见性、形象的强弱、连续或中断等等属性，并分析其中特别成功或薄弱的成分。二是面向一批居住地和工作地都长期位于这些城区内的人们，了解他们对本地物质环境的印象，包括让他们漫谈叙述，确定方位，勾画草图，以及设计游览路线等。
上述调查取得的素材显示出，公众在日常适应城区环境的过程中，会共性地从直观的实景中抽象出结构并持续修正。人们因而可以分解归纳出城区形象的构成因素，有条理地解析不同城区的“公众口碑”差异，在理论层次为城市更新提供人本指引。
后续深入研究建立起的城市意向理论，解析了城市感受最基础的心理机制，演绎了城市环境从对象到形象的转变模式，提炼了有助于增强城市形象的设计要素。这些要素分为五类：道路（Path）、边界（Edge）、区域（District）、节点（Node）、标志（Landmark），它们像电影中的不同角色，有规律地互相穿插迭合。比如，区域由节点构成，受边界限定，道路穿插其中，标志散布在内。
理论研究划分出城市形象要素的基准类型，现实中的城市美感则来自对各类要素协奏的“街头欣赏”。这是作为城市艺术体验的City Walk，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以步行这种最基础的自主移动方式体验城市，通过自己身体的移动而直接建立空间感受，并将途经各种真实的“他人”“他物”，和自己的身体一起交织写入城市空间，由此形成一种文本。二是以能否“在场自主行走”，区分出“表象”与“现实”这两种“空间阅读”。影像、雕塑、舞台、模型、图纸等媒介呈现的空间表象，在还原现场的同时也将读者与实际的“在场”区隔开来，此时供阅读的是已独立成篇的“他处”空间文本，读者“身体所在”和“意识关注”的是不同的空间。
在上述第一层含义中，城市中的行走就是一种自我书写的创作，被喻为“步行修辞学”；在第二层含义中，即使读者身处真实的城市空间之中但只是驻足静观，在本质上他仍然被限制在“空间表象阅读”之内，换言之，“驻足静观”把现实空间剧场化了。而在身体被步行带入空间的过程中，人与空间处于最纯粹直接的关系，其中的场景、建筑、街道、声音、气息等等元素作为符号，不经由媒介转呈，是未被压缩未被化约的完整存在。因此，以人在步行空间之中的“现场性”为前提，才能阅读最实在的空间叙事，这也是City Walk的独特艺术魅力。
艺术城市化与城市艺术化
在公众的城市印象之外，社会学的研究更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城市的机器式“分工系统”属性，即市场通过精细劳动分工来组织社会化生产，个体则需要通过“职位端口”接入某个功能系统，获得自己的社会生存空间。
在效率优势和竞争机制下，现代城市成为高密度高流动性的资源集合，总体上常态拥挤着陌生人。现代城市化进程在提升物质条件吸引力的同时，也瓦解着传统社会的血缘地缘共同体，达到一定阶段后，前者会趋于平缓，后者则几近消散。此时，城市形象从日常泛在的“长物”，变为增进城市精神联结的艺术纽带，响应强烈的社会需求。
回味近年来伴随着城市更新步伐，上海涌现出的“一江一河”“建筑可阅读”“城市空间艺术季”、电影《爱情神话》、电视剧《繁花》等现象级艺术项目，皆是规律使然。
这些艺术成就的表现形式多样，但都基于上海城市形象加以意向转化；散布的上海城市元素，在活跃的艺术环境中发生类似“蛋白质交联作用”，不断形成“化学键”彼此关联。艺术的城市化，酝酿出新的风味品类；城市的艺术化，蜕变着新的精神共同体雏形。两者皆在双向奔赴中诗意地“改性”，洋溢出上海城市更新的微醺格调，在城市空间再生产中日益显效。
例如在黄浦江“道路（Path）”上，徐汇滨江实施“双A（Art+AI）”战略，推动11.4公里传统工业岸线“锈带”的产业转型和空间更新；在近代上海“区域（District）”中，愚园路长宁段定位“艺术愚园”，将一批“流量首店”导入街区历史建筑，构建独特的“跨界生活美学体验街区”业态。
城市更新指向消解城市可持续发展障碍，但在实践中有不同的具体任务，如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优化产业的类型结构和空间分布，缩小城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等。因此，城市与艺术的融合更新，也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基于不同的城市文脉，存在不同的正确方式与路径。现代社会变迁中的艺术城市化与城市艺术化，源自应对城市困境的实践探索，也迫切需要加强围绕城市更新的艺术思想理论建设，艺术评论领域正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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