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异代有知音
一直听说，明代思想家李贽（1527-1602）的墓位于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内。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有些小波折，久寻不至，后来景区内一位通州土生土长的工作人员热情地告诉我：“李卓吾的墓不在新园内，在马路对面的老园里。”
李贽现在的墓碑，依然还是其生前好友，明末思想家焦竑（1540-1620）所书的“李卓吾先生墓”，但墓地从明末到现在已经经历过两次变迁：第一次是1953年从明末所葬的通州北门外马厂村西迁至通惠河北岸大悲林村南，1983年又迁至现在的西海子。
作为“明代第一狂人”，李贽反对封建禁锢，追求个性解放；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他猛烈抨击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说教，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些封建统治者眼中的“异端邪说”，曾在四百年前于民众中掀起巨大的思想浪潮。但现在的李贽墓前，除了不远处嬉戏的儿童、散步的老人外，似乎极少有人专程至此来拜会这位老先生了。
李贽之死
说起李贽与北京的关系，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李贽的死。
《明神宗实录》中记录了万历三十年（1602）闰二月乙卯日，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列举了李贽的劣迹：“李贽壮年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剌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
之所以此时才弹劾李贽，张问达也说得很清楚：“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离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乱于后，世道幸甚。”核心意思就是说，李贽现在已经跑到北京附近了，会继续蛊惑北京的民众，保不齐成为“麻城之续”。
从明史的记载来看，这位上疏弹劾李贽的张问达也算是一位正直的官员，虽然其勤勉的一生给神宗的建议里真正被皇帝采纳的并不多，但李贽一案算是难得的一件，也是最被世人所铭记的。不管是张问达、还是久已不问朝政的神宗，之所以对于李贽的问题如此敏感，核心还是李贽的“离经叛道”对于那个时代的震动的确太大。
四十不惑 思想转变
李贽死在、葬在通州，作为一位明朝的官员，他也曾经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而那段时间正对李贽此后的思想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嘉靖四十一年（1562），李贽结束在泉州的三年丁忧，携着一家老小来北京等待新的工作岗位。李贽在泉州时，恰逢倭寇进军，他一到泉州就开始投入战斗。不仅如此，全族上下的吃饭问题也都落到这位年轻的基层官员身上，可以说，李贽已经开始被家族巨大的压力压迫得有些窒息了。来到北京，并没有可以上任的岗位，迫于生计，李贽只能“假馆授徒”，靠教小朋友来糊口。虽然现在有很多文章赞赏李贽对于孩子的教育强调如何尊重天性、如何贴近生活，但是对于当年以此来贴补家用的李贽而言，最初的授课仅是无奈之举。到了次年，李贽干了十个多月的教书先生后终于得了一个空缺，那就是出任北京国子监博士。
嘉靖四十二年（1563）对于李贽来说，既是幸运的一年也是不幸的一年。刚刚得了差事，没过多久，其祖父过世的消息又传来。祸不单行，偏偏这时候李贽的儿子也病逝了。离开北京之前，李贽得到了一笔上级及同僚赠予的还算丰厚的“赙仪”，他把一半带回家乡泉州，另一半则在河南买了一块地，把妻子和孩子都留在了那里。之所以不带妻子和孩子一起回家，还是因为穷。三年后，当李贽回到河南看望妻子时才知道，自己走后，两个女儿都饿死了，妻子也只能在朋友的帮衬下靠纺布为生。
那时李贽的内心正如其在《焚书》中所言：“吾时过家葬毕，幸了三世业缘，无宦意矣”。设身处地想，一位家境贫寒的年轻人因为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中低层政府官员，但不管是从收入还是社会影响都远远达不到乡人对自己的期待，这种高期望值对一位年轻人而言是一种致命的压力，这或许是李贽此时“无宦意”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贽实实在在地要承担类似三世的安葬、族人在战争中的粮食等一件件沉重的负担，而这些困境也让李贽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孔子云：四十不惑。李贽也是在四十岁这一年开始接触王阳明的思想，从而实现个人思想的巨大转变。之所以接触到王阳明的思想，还是源于李贽的两位好同事。
虽然李贽以“怼天怼地”著称，也自言到哪都与上级、同僚闹矛盾，但其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谈道：“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1528-1611）所诱，告我龙谿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关于这件事，不仅在李贽自己的文字中有所记录，黄宗羲在其所著《明儒学案》也谈起过这件事情：“在都门从赵大洲讲学，礼部司务李贽不肯赴会，先生（徐用检）以手书《金刚经》示之，曰：‘此不死学问也，若亦不讲乎？’贽始折节向学。”此后的李贽就是“五载春官，潜心道妙”，在王阳明开辟的道路上奔驰而去。
一位“穿越的当代青年”
隆庆五年（1571），李贽45岁的时候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随后在南京频频开始聚友讲学，继而结识了王畿（1498-1583）、罗汝芳（1515-1588），后拜泰州学派王艮（1483-1541）的儿子王襞（1511-1587）为师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王艮所提出的“百姓日用即是道”也在李贽思想中得到延续及发展。在此期间，他也与焦竑、耿定理（1534-1584）、耿定向（1524-1596）等友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于李贽而言，在北京这几年的境遇加之对于阳明思想的研习，才是此后思想变化的重要原因。
李贽再次来到北京已是30年后，74岁的李贽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来到北京近郊通州。前一年的李贽还在应河槽总督刘东星的邀请前往山东济宁，把编录好的《阳明先生道学钞》和《阳明先生年谱》在济宁进行付刻，并开始对《易因》进行修改。
李贽的“超级粉丝”通州马经纶（1562-1605）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第一次在济宁与李贽见面，马经纶说来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官员，27岁中进士，担任6年山东肥城知县，算是政绩非常显著的年轻干部，但在提拔为监察御史后因为敢于直言被皇帝免职。
李贽很高兴认识这么年轻的“粉丝”，他不仅带着马经纶游览了济宁附近的不少景点，而且一路送马经纶北上，过临清，一直到直沽，也就是今天的天津。七十多岁重病缠身的李贽，其实只想回到湖北麻城这个熟悉的地方，并没有想过再次北上，但其反对者并不能让李贽安享清净。正如马经纶在《与当道书》中所言：“卓吾不能安其身于麻城，闻檄被驱，狼狈以避。……缘麻城人以异端祸惑世目之，以宣淫诬之耳”。为了躲避迫害，李贽躲入河南商城黄蘖山。当年十月份，马经纶就来到黄蘖山看望李贽，并在次年二月把李贽接到通州，自此以后李贽在通州继续修改《易因》，这本书后来改名为《九正易因》。
李贽对于生死早已看淡，他在被锦衣卫抓捕之前已经写好了《遗言》。其道：“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这种坦然、这种朴素，放到现在也值得佩服。不仅如此，李贽还言：“我生时不著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彻底断了六亲。
李贽的思想巨大转变起源于北京，最终在通州结束了自己战斗的一生。对于李贽的思想观念了解得越多，越有一种想法萦绕在脑海中，那就是暮年的李贽似乎如同一位当代青年穿越至四百年前的明末。不管是他的反对理学、提倡功利主义，还是他所倡导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就是他所提出在当时为自己惹来无数“非议”的尊重妇女、提倡婚姻自由也都是当代人习以为常的观点。
如果有时间，我们还是应该去西海子公园的李贽墓前走一走。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一个时代，但思想绝不只属于这个时代，尽管那些“异类”的思想是李贽当年以生命为代价做出的表达。
一直听说，明代思想家李贽（1527-1602）的墓位于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内。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有些小波折，久寻不至，后来景区内一位通州土生土长的工作人员热情地告诉我：“李卓吾的墓不在新园内，在马路对面的老园里。”
李贽现在的墓碑，依然还是其生前好友，明末思想家焦竑（1540-1620）所书的“李卓吾先生墓”，但墓地从明末到现在已经经历过两次变迁：第一次是1953年从明末所葬的通州北门外马厂村西迁至通惠河北岸大悲林村南，1983年又迁至现在的西海子。
作为“明代第一狂人”，李贽反对封建禁锢，追求个性解放；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他猛烈抨击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说教，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些封建统治者眼中的“异端邪说”，曾在四百年前于民众中掀起巨大的思想浪潮。但现在的李贽墓前，除了不远处嬉戏的儿童、散步的老人外，似乎极少有人专程至此来拜会这位老先生了。
李贽之死
说起李贽与北京的关系，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李贽的死。
《明神宗实录》中记录了万历三十年（1602）闰二月乙卯日，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列举了李贽的劣迹：“李贽壮年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剌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
之所以此时才弹劾李贽，张问达也说得很清楚：“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离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乱于后，世道幸甚。”核心意思就是说，李贽现在已经跑到北京附近了，会继续蛊惑北京的民众，保不齐成为“麻城之续”。
从明史的记载来看，这位上疏弹劾李贽的张问达也算是一位正直的官员，虽然其勤勉的一生给神宗的建议里真正被皇帝采纳的并不多，但李贽一案算是难得的一件，也是最被世人所铭记的。不管是张问达、还是久已不问朝政的神宗，之所以对于李贽的问题如此敏感，核心还是李贽的“离经叛道”对于那个时代的震动的确太大。
四十不惑 思想转变
李贽死在、葬在通州，作为一位明朝的官员，他也曾经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而那段时间正对李贽此后的思想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嘉靖四十一年（1562），李贽结束在泉州的三年丁忧，携着一家老小来北京等待新的工作岗位。李贽在泉州时，恰逢倭寇进军，他一到泉州就开始投入战斗。不仅如此，全族上下的吃饭问题也都落到这位年轻的基层官员身上，可以说，李贽已经开始被家族巨大的压力压迫得有些窒息了。来到北京，并没有可以上任的岗位，迫于生计，李贽只能“假馆授徒”，靠教小朋友来糊口。虽然现在有很多文章赞赏李贽对于孩子的教育强调如何尊重天性、如何贴近生活，但是对于当年以此来贴补家用的李贽而言，最初的授课仅是无奈之举。到了次年，李贽干了十个多月的教书先生后终于得了一个空缺，那就是出任北京国子监博士。
嘉靖四十二年（1563）对于李贽来说，既是幸运的一年也是不幸的一年。刚刚得了差事，没过多久，其祖父过世的消息又传来。祸不单行，偏偏这时候李贽的儿子也病逝了。离开北京之前，李贽得到了一笔上级及同僚赠予的还算丰厚的“赙仪”，他把一半带回家乡泉州，另一半则在河南买了一块地，把妻子和孩子都留在了那里。之所以不带妻子和孩子一起回家，还是因为穷。三年后，当李贽回到河南看望妻子时才知道，自己走后，两个女儿都饿死了，妻子也只能在朋友的帮衬下靠纺布为生。
那时李贽的内心正如其在《焚书》中所言：“吾时过家葬毕，幸了三世业缘，无宦意矣”。设身处地想，一位家境贫寒的年轻人因为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中低层政府官员，但不管是从收入还是社会影响都远远达不到乡人对自己的期待，这种高期望值对一位年轻人而言是一种致命的压力，这或许是李贽此时“无宦意”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贽实实在在地要承担类似三世的安葬、族人在战争中的粮食等一件件沉重的负担，而这些困境也让李贽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孔子云：四十不惑。李贽也是在四十岁这一年开始接触王阳明的思想，从而实现个人思想的巨大转变。之所以接触到王阳明的思想，还是源于李贽的两位好同事。
虽然李贽以“怼天怼地”著称，也自言到哪都与上级、同僚闹矛盾，但其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谈道：“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1528-1611）所诱，告我龙谿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关于这件事，不仅在李贽自己的文字中有所记录，黄宗羲在其所著《明儒学案》也谈起过这件事情：“在都门从赵大洲讲学，礼部司务李贽不肯赴会，先生（徐用检）以手书《金刚经》示之，曰：‘此不死学问也，若亦不讲乎？’贽始折节向学。”此后的李贽就是“五载春官，潜心道妙”，在王阳明开辟的道路上奔驰而去。
一位“穿越的当代青年”
隆庆五年（1571），李贽45岁的时候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随后在南京频频开始聚友讲学，继而结识了王畿（1498-1583）、罗汝芳（1515-1588），后拜泰州学派王艮（1483-1541）的儿子王襞（1511-1587）为师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王艮所提出的“百姓日用即是道”也在李贽思想中得到延续及发展。在此期间，他也与焦竑、耿定理（1534-1584）、耿定向（1524-1596）等友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于李贽而言，在北京这几年的境遇加之对于阳明思想的研习，才是此后思想变化的重要原因。
李贽再次来到北京已是30年后，74岁的李贽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来到北京近郊通州。前一年的李贽还在应河槽总督刘东星的邀请前往山东济宁，把编录好的《阳明先生道学钞》和《阳明先生年谱》在济宁进行付刻，并开始对《易因》进行修改。
李贽的“超级粉丝”通州马经纶（1562-1605）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第一次在济宁与李贽见面，马经纶说来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官员，27岁中进士，担任6年山东肥城知县，算是政绩非常显著的年轻干部，但在提拔为监察御史后因为敢于直言被皇帝免职。
李贽很高兴认识这么年轻的“粉丝”，他不仅带着马经纶游览了济宁附近的不少景点，而且一路送马经纶北上，过临清，一直到直沽，也就是今天的天津。七十多岁重病缠身的李贽，其实只想回到湖北麻城这个熟悉的地方，并没有想过再次北上，但其反对者并不能让李贽安享清净。正如马经纶在《与当道书》中所言：“卓吾不能安其身于麻城，闻檄被驱，狼狈以避。……缘麻城人以异端祸惑世目之，以宣淫诬之耳”。为了躲避迫害，李贽躲入河南商城黄蘖山。当年十月份，马经纶就来到黄蘖山看望李贽，并在次年二月把李贽接到通州，自此以后李贽在通州继续修改《易因》，这本书后来改名为《九正易因》。
李贽对于生死早已看淡，他在被锦衣卫抓捕之前已经写好了《遗言》。其道：“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这种坦然、这种朴素，放到现在也值得佩服。不仅如此，李贽还言：“我生时不著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彻底断了六亲。
李贽的思想巨大转变起源于北京，最终在通州结束了自己战斗的一生。对于李贽的思想观念了解得越多，越有一种想法萦绕在脑海中，那就是暮年的李贽似乎如同一位当代青年穿越至四百年前的明末。不管是他的反对理学、提倡功利主义，还是他所倡导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就是他所提出在当时为自己惹来无数“非议”的尊重妇女、提倡婚姻自由也都是当代人习以为常的观点。
如果有时间，我们还是应该去西海子公园的李贽墓前走一走。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一个时代，但思想绝不只属于这个时代，尽管那些“异类”的思想是李贽当年以生命为代价做出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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