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卷、科学家答题，这家校企联合研究中心何以持续十余年？
自从“减肥神药”司美格鲁肽问世以来，多肽迅速成为医药研发领域的新热点。但此前很多年，因为半衰期差等原因，多肽类药物及生物材料长期不受重视，成果转化更是艰难。
“复旦-锦波功能蛋白联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联合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姜世勃正是这一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之一。他曾经手握一个很好的科研成果，却十余年找不到转化落地的机会，也经历过“找对了路”而快速推进临床、上市。
2016年，在前期成功合作的基础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与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波生物）共同组建了联合研究中心。迄今，联合研究中心已连续签署三期建设协议，积累了丰富的产学研合作经验，“抗人乳头瘤病毒（HPV）蛋白”“重组人源化胶原材料”“抗人冠状病毒（HCoV）多肽”等一批代表性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已经或即将使众多患者受益。
如果说成功的合作是前提，完善的体制机制则是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校企联合实验室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创新生态的深度融合。”复旦大学科研院常务副院长徐晓创表示，学校构建了“政策牵引、激励护航、方向锚定”三维发展体系，让高校创新活力与企业发展需求同频共振。
秉持长期主义开展合作
2012年，抗HPV生物蛋白敷料获山西省药监局批准上市。这一刻，姜世勃等了近二十年。
20世纪90年代初，姜世勃团队发现，经3-羟基苯二甲酸酐修饰的β-乳球蛋白（3HP-β-LG）具有良好的抗艾滋病病毒（HIV-1）活性。该蛋白来自于牛奶中成分，水溶性好、性质稳定、价格低廉，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1996年，这项工作发表于《自然-医学》，引发多家药企与投资者关注。遗憾的是，第二年欧洲突然暴发疯牛病，当地政府规定牛奶来源成分不得用于药用，相关企业均终止该项专利的收购谈判。1998年，姜世勃带着专利回到中国，但当时国内对HIV的认识存在误区，导致项目再一次被搁置。
一直到2011年，姜世勃再次回国。不久后，他结识了锦波生物董事长杨霞，合作开展预防HIV性传播的杀微生物剂相关研究工作。
当时，学界已经关注到，HPV和HIV的共感染率逐年上升，原因可能是HPV感染造成阴道和宫颈黏膜破损，进而促进了HIV的感染。基于原先在妇产科的临床经验，杨霞判断，可以转变原本思路，探索酸酐修饰化β-乳球蛋白用于抗HPV感染的可行性。
他们很快发现，经改造后的酸酐修饰化β-乳球蛋白JB01具有非常强的体外抗HPV和HIV效果。随后，申请专利、开展临床试验、获药监局二类医疗器械批准、开发更多延伸产品......一系列工作有序推进。
原本停滞多年的研究，何以快速走向产业化？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陆路认为，关键在于科学家、临床医生以及企业家之间的信息被“对齐”，三方发挥各自优势，既尊重科学客观规律，宽容失败，又重视临床需求和产业可行性，从中挖掘真问题。
以此为契机，双方开始思考开展长期合作，联合研究中心就此诞生。“企业相信我们能提供真正有转化价值的成果，所以愿意连续投资支持我们的研究。”陆路说。
十年间，复旦大学从政策制定、支持团队建立、平台建设等多个维度为联合实验室运行提供了支持。一方面，学校层面的力量有效推动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另一方面，联合研究中心也是复旦大学校企合作的生动案例，为学校进一步完善校企联合实验室的组织模式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企业发卷，科学家答题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复旦大学前瞻布局，将校企联合实验室建设提升至战略高度，形成“学校统筹、科研院主抓，院系重点推进”的工作机制。
学校以校企联合实验室为纽带，鼓励科研人员聚焦企业实际需求开展技术研发，形成的专利、技术方案等成果优先向合作企业转移转化，“科研创新—成果孵化—产业转化”的全链条机制逐渐形成。
“我2011年刚回国的时候，对临床应用和产品开发的认识是比较欠缺的，更倾向于研究‘高大上’的科学问题。”陆路坦诚，这也是很多一线科研人员的思维习惯。
但在实践中，陆路逐渐认识到，成果转化同样是科创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企业发卷、科学家答题的方式，更适合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因为好的科研工作未必都适合做转化，还需要结合市场需求及产业化要求等。”陆路补充道。
重组人源化胶原材料的研制，正是源于临床上的一个问题。
联合研究中心在进一步开发阻断性传播的HIV杀微生物剂产品的过程中，需要一种缓释材料来固定药物。由于材料需用于体内，动物源胶原材料存在免疫排斥风险，姜世勃和陆路随即着手研发适配的、可缓释抗HIV药物的重组胶原蛋白生物材料。
结合合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技术，以及自主搭建的多肽平台，姜世勃和陆路团队与企业合作经过成千上万次实验与分析，最终在人类胶原蛋白中找到了一段由30个氨基酸组成的关键功能区。在此基础上，合作团队将这段30个氨基酸的功能区重复串联16次，形成含480个氨基酸的重组蛋白。
后续进展十分顺利，重组人源化胶原材料等核心专利成功实现转化，创造了巨大的产值，并支撑了合作企业顺利上市北交所。
“这是一种原始创新的生物材料，我们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姜世勃说，“近年来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研究，证实重组人源化胶原材料在妇产科、感染科、心血管内科、口腔科、皮肤科等都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发展至今，在学校的统筹布局下，联合研究中心坚持“两条腿走路”：既仰望星空，开展面向临床的基础研究；也脚踏实地，推动技术落地，帮助解决企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这不仅很好地帮助企业解决了实际生产中的问题，也使得联合研究中心的科研成果转化有了明确方向，双方的合作也在一次次正反馈中愈发深化。
为产业育才
“我们不仅要培养科学家，也要培养能‘无缝’进入产业界、服务产业发展的人才。”陆路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高校和研究院培养的学生，主要侧重基础研究。这一培养模式尤其必要性，也是我国科学研究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从企业需求和学生个人发展的视角来看，由于培养环节中缺乏在生产一线的实践，很多有志于在产业界发展的硕博毕业生，在职业初期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过渡和历练。
陆路解释：“比如基于生物材料开发新的产品，企业考虑更多的问题是，如何在保证活性的情况下规模化生产，以及生物蛋白和其他制剂混在一起时，如何让性能稳定、生产工艺稳定、使用时安全有效等问题，这在高校实验室里是较难开展的。”
联合研究中心经过和锦波生物多年的磨合，能够了解企业需求，同时也会让学生参与到小试、中试、检测等环节，帮助他们逐步建立产业化思维。
花晨是典型代表。2016年，花晨进入复旦大学读研，参与了团队与锦波生物合作的生物材料核心研发，以及行业标准起草等工作。这些经历不仅让他在科研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也让他对产品研发有了更真切的体会。这正是他独有的优势，也为他后续职业选择提供了更多选项。2024年，花晨正式进入锦波生物工作，担任功能蛋白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也在探索与企业需求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2025年起，复旦大学理工科院系导师的工程博士招生计划采用竞争性分配机制，优先向与校外企业、工程类院所建立稳定合作、具备明确科研项目支撑且经费保障充足的导师团队倾斜。这一政策强化了“以项目带培养”的合作导向，也直接推动校企人才双向流动，企业技术骨干有机会通过该渠道攻读工程博士，实现“工作实践+学历提升”的有机结合。
同时，复旦大学也在科研激励与经费保障层面，激发科研人员参与校企合作的主动性。如在绩效评价方面，学校创新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评价机制，对运行质效优良、经费到账率达标的联合实验室负责人给予现金奖励。
“学校将持续深化校企合作机制改革，通过持续释放‘政校企’协同创新活力，让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复旦力量。”徐晓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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