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药进入“深水区”，供应链如何从“赋能”到“共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季媛媛
当中国创新药管线占据全球30%的份额，当中国不再是仅仅承接海外授权，而是成为全球大型药企引进资产的重要策源地，整个产业生态的供需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位移。
在刚刚落幕的第十一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BioChina 2026）上，这一变化表现得尤为明显。过去，跨国巨头们在中国的叙事往往是“将全球创新带入中国”。而今天，上游供应商开始反复强调“中国需要，我们做到”。
2026年以来，多家跨国巨头也纷纷宣布，加码中国市场的投入布局。例如，3月11日，礼来宣布，计划未来十年累计投资30亿美元全面扩展在华供应链产能，打造口服固体制剂本土生产与供应体系，着力布局新一代口服小分子GLP-1受体激动剂orforglipron的生产能力。
1月29日，阿斯利康宣布，计划于2030年前在中国投资逾1000亿元人民币（150亿美元），以扩大在药品生产与研发领域的布局。这些投资将进一步深化阿斯利康在华研发布局，包括位于北京和上海的全球战略研发中心，这些中心与500多家临床医院合作，并在过去三年中主导了大量全球临床试验。同时，公司将升级其位于无锡、泰州、青岛和北京的生产基地，并适时宣布新建生产基地的计划。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生物医药列入“新兴支柱产业”，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产业并列。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实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扩大本地化生产。加强对外资企业的服务保障，擦亮“投资中国”名片。
这也意味着，在融资环境趋紧、合规要求提高、“出海”竞争白热化的2026年，中国生物医药企业需要的不仅是“卖铲人”，更是能共同穿越周期的“合伙人”。
Cytiva中国总裁李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创新疗法的重要策源地，而创新成果的转化需要一场从研发源头开始的系统性能力建设。
“效率生意”难题如何破？
当前行业的核心焦虑是什么？不再是单纯的“鼓励创新”，而是创新之后如何“价值兑现”。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创新药产业正在经历从“数量扩张”向“源头创新”的阵痛期。一方面，药监局审评审批速度加快，但质量和安全监管同步收紧；另一方面，医保支付压力巨大，企业面临“灵魂砍价”与商业化回报的平衡难题。
在这种背景下，药企对上游供应链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李蕾观察到，企业对成本的控制不再是简单的压低采购价，而是追求“全生命周期的降本增效”。
“行业需要的不是低价竞争，而是‘共创’与‘升级’。”李蕾在采访中指出。这一判断直接体现在Cytica此次发布的战略中：推出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本土新品牌“瑞予”，以及全新的Xcellerex X-platform生物反应器。
以X-platform为例，该反应器将细胞培养密度提升至1×10⁸ cells/mL。在生物医药融资环境趋紧的当下，高单价设备往往面临市场接受度的拷问。对此，李蕾算了一笔账：“降本增效不是只看某个设备或物料的绝对价格，而是依赖于整个生产体系的优化。”在他看来，高密度培养带来的效率提升、智能化平台带来更优的过程可控性，以及过程分析技术带来的数据可追溯性，本质上是一种长期主义的投资。
这也回应了目前行业关于“设备国产化替代”的更深层逻辑。眼下，替代并非单纯追求廉价，而是在同等甚至更优的质量体系下，重构供应链成本。据悉，2026年Cytiva计划在中国发布十余款新品，其中半数以上为中国本土制造，而“瑞予”品牌正是依托中国供应链优势，沿用全球质量标准，试图在“稳定”与“普惠”之间找到切口。
如果说商业化阶段的博弈是“降本增效”，那么在研发早期，中国药企面临的则是从0到1的技术突围。尤其是在mRNA、体内CAR-T等前沿领域，专利壁垒和工艺放大风险正在成为悬在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李蕾坦言，在mRNA、体内CAR-T等领域，中国企业布局非常敏捷，但这种提速背后，折射出的是从过去的“快速跟随”进入“差异化竞争”深水区的挑战。“未来能跑赢赛道的，不一定是最早讲故事的，而是最早把技术、工艺和申报路径同时打通的‘行动派’。”
李蕾介绍，在与本土企业新叶生维的合作中，Cytiva提供LNP递送、工艺开发和纯化优化支持，据相关企业测算，这一合作模式节省了约1至2年的开发时间，并减少数千万元投入。
这种“授人以渔”的模式，实际上是供应链企业深度介入本土创新的必然选择——只有当客户的管线具备全球竞争力且无专利硬伤时，上游供应商的市场空间才能持续打开。
从“卖青苗”到全球竞技
2026年初的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大会上，中国药企成为绝对焦点。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创新药BD出海授权全年交易总金额达到1356.55亿美元，首付款70亿美元，交易总数量达到157起，各个维度的数据统计均达到了历史新高。
但在这股出海热潮背后，隐忧犹存：不少交易仍以“卖青苗”式的早期授权为主，本土企业在全球商业化链条中分得的蛋糕有限。此外，在交易规模快速扩容的同时，部分许可合作协议未能履行至期满，不少项目在执行数年后被提前终止，更有个别案例因合同争议陷入仲裁或诉讼程序，为行业敲响警钟。
西盟斯律师事务所（Simmons&Simmons）合伙人、医疗健康及生命科学业务大中华区主管李程此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药企应前瞻性地建立覆盖交易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强化协议履约及潜在争议的风险意识，主动做好纠纷预防与应对准备，并有意识地提升内部团队与外部专业力量在争议和危机处理方面的协同能力，而非事后被动补救。
否则，一旦危机爆发，企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与措手不及的局面，其影响不仅限于既有合作项目，还可能波及正在推进或计划中的整体战略布局（如股权融资与上市安排）与日常经营安排，并进一步对团队稳定性和员工士气造成重大影响。
如何帮助中国创新在出海过程中掌握更多主动权？李蕾认为，这需要企业在研发早期就将CMC（化学、制造和控制）、质量体系和合规文件对标国际标准。
李蕾表示，供应链企业正在扮演“出海桥梁”的角色。利用其在全球40多个国家的生产与研发网络，可以帮助中国药企尽早规避掉可能面临的法规风险。
全国人大代表、华海药业总裁陈保华在今年两会期间也提出，应通过完善专利制度为中国创新药“出海”扫清障碍，例如增加药品专利权补偿期间的“出口豁免”条款 。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从工艺开发到设备验证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未来闯关FDA或EMA的变数。
2026年被视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分化之年”。一方面，政策层面首次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市场正在用更苛刻的眼光审视每一家企业的现金流与研发效率。
在这种环境下，跨国供应链巨头的本土化战略也在迭代。单纯的制造转移已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更深层次的“能力共建”成为共识。
李蕾透露，Cytiva计划在未来3到5年内，将本土制造支持营收的比例提升至50%以上。但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种本土化正在向研发端延伸。
“我们不满足于只做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而要做中国创新的长期同行者和能力共建者。”李蕾强调。从北京和桐庐两大生产基地的产能建设，到上海科创中心的端到端工艺支持，再到通过“扬帆计划”链接全球资源，Cytiva试图构建一个覆盖“研发-制造-出海”全链条的赋能体系。
这一体系的价值，在当前的产业周期下显得尤为突出。当资本退潮，企业不再有无限弹药去试错，能够提供确定性、缩短研发周期、降低工艺风险的合作伙伴，自然成为稀缺资源。
对于企业而言，如何将外部的技术资源内化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将是穿越周期、重塑全球创新版图的关键。当中国创新药进入“深水区”，供应链的角色定义正在被重写。它不再只是反应的、服务的，而是前瞻的、共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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