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山与海》：以山为根、海为梦的奋斗传奇
近期，《我的山与海》热播。这部改编自梁晓声小说《我和我的命》的作品以时间厚度、空间广度与人性深度，谱写了一段女性励志故事。
原著《我和我的命》被誉为“女性版《人世间》”，带有浓厚的自传体色彩与散文诗气质。小说以女主人公方婉之的第一人称叙事，以类似社会学观察的冷静笔触，审视自身被遗弃的命运、养父母的处世方式以及原生家庭难以挣脱的生活困境。这种偏重心理刻画与哲理思辨的文学表达，对影视化改编提出了巨大挑战。而《我的山与海》以“山”“海”为贯穿全剧的空间意象，将原著偏重个人内省与哲理独白的叙事方式，改编为多线并进、众声交织的史诗格局。创作者对原著情节进行戏剧化提纯，将方婉之的个人成长故事扩展为“创业三姐妹”的群像叙事。坚忍理性的方婉之、豪爽仗义的李娟、感性柔韧的郝倩倩，三人性格互补，共同构成一幅丰富多样的奋斗图景。同时，创作者将原著中零散的生活片段和商业探索整合为清晰的职场进阶与创业闯关线，使叙事节奏更紧凑，更符合电视观赏需求。
《我的山与海》将女性励志叙事深化为精神自洽、女性互助与生命成长的多维议题。如果说以当下的眼光审视，多年前的电视剧《外来妹》存在女性仰视男性的叙事逻辑，那么今天的《我的山与海》则以女性主体性的觉醒为核心，呈现出男女平等的认知格局。
主角方婉之是全剧最具戏剧张力的角色。她的成长底色由养父母赋予她的文化积淀以及她与生俱来的底层“闯劲”两股力量交织而成。从被庇护的“温室花朵”，到在丧母之痛、感情欺骗与退学打击的接连冲击下，毅然南下深圳、重新出发，剧集完整呈现了她的人生轨迹。她在洗碗切菜、流水线打工的辛苦里，在被命运一次次打倒又爬起来的挣扎中，慢慢攒出了直面这个世界的力量和底气。果敢、倔强与清醒，是她超越传统“苦情大女主”的根本所在。李娟是千万农村打工女性的缩影。她质朴、侠义、精打细算。为给父亲治病、弟弟盖房，照顾为救人而牺牲的未婚夫的家人，她可以豁出性命。这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坚忍与义气令人动容。而郝倩倩代表时代洪流中在欲望与道德间挣扎的另一种典型。她世故、精明，试图利用美貌追求财富，但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对姐妹的温情。剧作并未美化她们的缺点，也未掩饰她们在金钱面前的渴望、计较与摇摆。正因为她们并不完美，她们最终的坚守和抉择才更显珍贵。这种刻画，使这组女性群像立体丰满，展现出震撼人心、激荡时代的力量。
《我的山与海》坚守原著深厚的文学内核，精准回应无数普通人关于命运、成长与自我价值的现实困惑。养母“人有三命”的教诲是方婉之的座右铭和全剧的题眼：“一是父母给的，决定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曰实命；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方婉之与身为副市长的养父的深挚感情不依赖于血缘，而是建立在精神引领与文化传承上；方婉之面对贫困的生身父母与原生家庭时的纠结、怨怼与最终的释然包容，既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也道出了成长的真实代价。其故事对“普通人如何在既定命运中找到人生的尊严与价值”的问题给出答案：我们无法选择“天命”，但完全可以通过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实命”，通过阅读学习、自我反省提升“自修命”，做一个“平凡的好人”。
故事结尾，方婉之携收养的孤儿回到神仙顶，“山”与“海”的隐喻得到升华：山是故土与根脉，海是远方与理想；走出去是为改变命运，走回来是为改变家乡。《我的山与海》通过叙事重构，为当代现实题材影视剧如何接续文学传统、回应时代情绪、塑造可信可感的中国女性形象，提供了值得研究的样本。
（作者：程春华，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近期，《我的山与海》热播。这部改编自梁晓声小说《我和我的命》的作品以时间厚度、空间广度与人性深度，谱写了一段女性励志故事。
原著《我和我的命》被誉为“女性版《人世间》”，带有浓厚的自传体色彩与散文诗气质。小说以女主人公方婉之的第一人称叙事，以类似社会学观察的冷静笔触，审视自身被遗弃的命运、养父母的处世方式以及原生家庭难以挣脱的生活困境。这种偏重心理刻画与哲理思辨的文学表达，对影视化改编提出了巨大挑战。而《我的山与海》以“山”“海”为贯穿全剧的空间意象，将原著偏重个人内省与哲理独白的叙事方式，改编为多线并进、众声交织的史诗格局。创作者对原著情节进行戏剧化提纯，将方婉之的个人成长故事扩展为“创业三姐妹”的群像叙事。坚忍理性的方婉之、豪爽仗义的李娟、感性柔韧的郝倩倩，三人性格互补，共同构成一幅丰富多样的奋斗图景。同时，创作者将原著中零散的生活片段和商业探索整合为清晰的职场进阶与创业闯关线，使叙事节奏更紧凑，更符合电视观赏需求。
《我的山与海》将女性励志叙事深化为精神自洽、女性互助与生命成长的多维议题。如果说以当下的眼光审视，多年前的电视剧《外来妹》存在女性仰视男性的叙事逻辑，那么今天的《我的山与海》则以女性主体性的觉醒为核心，呈现出男女平等的认知格局。
主角方婉之是全剧最具戏剧张力的角色。她的成长底色由养父母赋予她的文化积淀以及她与生俱来的底层“闯劲”两股力量交织而成。从被庇护的“温室花朵”，到在丧母之痛、感情欺骗与退学打击的接连冲击下，毅然南下深圳、重新出发，剧集完整呈现了她的人生轨迹。她在洗碗切菜、流水线打工的辛苦里，在被命运一次次打倒又爬起来的挣扎中，慢慢攒出了直面这个世界的力量和底气。果敢、倔强与清醒，是她超越传统“苦情大女主”的根本所在。李娟是千万农村打工女性的缩影。她质朴、侠义、精打细算。为给父亲治病、弟弟盖房，照顾为救人而牺牲的未婚夫的家人，她可以豁出性命。这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坚忍与义气令人动容。而郝倩倩代表时代洪流中在欲望与道德间挣扎的另一种典型。她世故、精明，试图利用美貌追求财富，但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对姐妹的温情。剧作并未美化她们的缺点，也未掩饰她们在金钱面前的渴望、计较与摇摆。正因为她们并不完美，她们最终的坚守和抉择才更显珍贵。这种刻画，使这组女性群像立体丰满，展现出震撼人心、激荡时代的力量。
《我的山与海》坚守原著深厚的文学内核，精准回应无数普通人关于命运、成长与自我价值的现实困惑。养母“人有三命”的教诲是方婉之的座右铭和全剧的题眼：“一是父母给的，决定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曰实命；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方婉之与身为副市长的养父的深挚感情不依赖于血缘，而是建立在精神引领与文化传承上；方婉之面对贫困的生身父母与原生家庭时的纠结、怨怼与最终的释然包容，既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也道出了成长的真实代价。其故事对“普通人如何在既定命运中找到人生的尊严与价值”的问题给出答案：我们无法选择“天命”，但完全可以通过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实命”，通过阅读学习、自我反省提升“自修命”，做一个“平凡的好人”。
故事结尾，方婉之携收养的孤儿回到神仙顶，“山”与“海”的隐喻得到升华：山是故土与根脉，海是远方与理想；走出去是为改变命运，走回来是为改变家乡。《我的山与海》通过叙事重构，为当代现实题材影视剧如何接续文学传统、回应时代情绪、塑造可信可感的中国女性形象，提供了值得研究的样本。
（作者：程春华，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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