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文学花园不荒芜，季季繁荣
5月24日中午，中国作家王安忆在上海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并接过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签发的荣誉证书。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先生致辞并代表法国政府授予王安忆勋章。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法国政府不仅肯定王安忆的文学成就，也肯定了王安忆对中法文化和文学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
身着黑色西装外套和一袭碎花长裙的王安忆在答谢致辞里回顾了自己在上海的成长经历，分享了关于阅读和文学的感受，其真挚朴素又动人的发言赢得在场文学界、艺术界近百位听众由衷的掌声。
“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骑士团勋章，分为多个勋位等级。1983年，中国作家巴金曾获得这份荣誉，他也是迄今获得勋位等级最高的华人作家。
王安忆
非常荣幸站在这里，接受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不仅在于军团勋章本身具有的光辉，更因为这是我们的巴金先生得到过的荣誉，这增添了它的重要意义。我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狂妄地以为，和巴金先生在同一高度，相反，它给我自省的机会，检视我和巴金先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作家的差异和距离，于是，不禁感到羞惭。
我出生在1954年，父母是军旅中人，次年，跟随转业的母亲来到上海，从此，就在这里生活成长。仔细回想，这城市有许多奇特性，比如，满街的法国梧桐，其实是英国树种，名字叫做“悬铃木”，现在，正是它结籽的季节，于是，满天飞絮；再比如，在我们居住的淮海路的弄堂房子后面，有一所中学，前身是法国震旦女子学院，在它的楼顶，立着一个石头亭子，亭子里是圣母圣子的雕像，夜晚在我们家楼梯口的窗户，看得见夜幕下的剪影，有趣的是，就在同一个方向，有一颗闪闪的红星，那是中苏友好大厦的尖顶，现在的上海展览馆，建造于中苏交好时期；还比如，我们的儿童歌谣有一首叫做“马铃铛”，“马铃铛，马铃铛，大家一起马铃铛”，后来知道，它其实是英国民歌，唱的是伦敦桥；在我小时候，上海放映过一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夜半歌声》，是一部左翼革命电影，上海的电影人大多是进步知识分子，这部电影在坊间的流行却侧重它的恐怖悬疑，里面的人物被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子，也是后来，知道它其实改编于二十世纪初法国小说《剧院魅影》，1986年英国同名音乐剧也是来自于它；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活动中心“少年宫”，原先是犹太富商嘉道理的私人住宅；前面说的中苏友好大厦则是另一个犹太富商哈同的宅邸旧址；我们从小玩耍的公园里那一座洋葱头拱顶的建筑，是东正教堂——你们知道，如此混杂错综的历史地理人文，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所有的知识最后全都一锅烩，归纳成新民主主义教育。
1966年，我的小学教育就在惶惑中结束，直到下一年的冬季，才进入中学，就近分配中学。不到两年，匆匆毕业，从理论上算，我们叫做“69届毕业生”。在我几十年来各种履历表学历这一栏，我还是很厚脸地填上“初中”两个字，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谁。
现在，我将要说到文学这件事了。如我这样，连基本的文化常识都不具备的人，从哪里汲取文学艺术教育呢？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小说家，从小失怙恃，由她的祖母养大，最无望的日子里，她的祖母总是和她说“一株草顶一颗露珠”，人不养人天养人。我的“露珠”是什么呢？那就是书籍。说来很神奇，一方面，学校停课，出版停业，电影院关门，满目荒芜，另方面，随处可见书籍。废品收购站满地皆是，一车一车送去，捣成纸浆，作下一轮的用途；图书馆打碎的门窗，路人皆可自行进出，一抱一抱地拖出来；私下交易，互换有无，在年轻人里面，最走俏的就是翻译小说。没有经过中国古典文字学习，这就闭上了一扇门，没有外国语的学习，又闭上一扇门，翻译小说却打开一扇窗，其时，翻译者多是由大作家、大文豪担任，比如巴金先生，比如傅雷先生，这又是一扇窗，很幸运的，我们得到了五四人文进步背景的新文学营养，它及时地填补了学校教育的缺失，让我们避开成长的危险，滋润了青春，走上人生的正途。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必须要提到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与它的邂逅适当其时。第一次接触时，我还是个孩子，得到包含卷一到卷三的第一册，封面已经脱落了，书页卷边，那时候，我们拿到的书常是几乎翻烂，有头无尾，而且，分配给的时间非常局促。这一本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我们家滞留较长时间，很可能是被上家错记借给了谁，由于交换续接往往是在数人之间进行，难免会发生失误。这三卷所写是克里斯朵夫混沌初开的时节，正合乎成长所需，感官从蒙昧中苏醒，世界呈现轮廓，最要紧的是爱情。像我们这些人，往往是胆小鬼，大概也因为这，最后选择文字为终身职业，我们从书本上学习生活。克里斯朵夫的少年情爱，甜蜜和苦涩，诱惑和背叛，悸动和战栗，可说满足了前青春时期的所有的伤感主义，同时，也给予了抵抗力，让我能够避开罗曼蒂克的窠臼，趋向更为思想性的境界。几乎花费了十年时间，我才等来以后的三册，接下来的阅读却并没有之前的快感，也可能这时节书籍的选择多了，至今记得，翻译名著重版发行，书店门前的长龙，天不亮排起，绕街区几周，实行限购，不得挑选，轮到什么是什么。这真是一个富有象征的景象，象征着文学生活回来了，而这文学生活在很长时间里，依然以译本的形式为体现。但无论怎么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必修课，它的意味不仅在叙事艺术本身，还在于它是匮乏时代的丰饶想象，现在，梦想成真，你必须亲身体验。卷七“户内”当时感到晦涩，可后来经久不衰地阅读。克里斯朵夫到法国去寻找思想的救赎，他到音乐戏剧里找，到资产阶级的沙龙找，到贵族找——巴黎的贵族都是些失魂落魄的人，到革命中去找，法国大革命曾是世界激进政治的源头，都失望而归。最后，他在公寓的阁楼养病，却与他要找的法国精神不期而遇，他的邻人，认真生计，养儿育女，暖老温贫，就在这世俗的生活里，蕴藏着拯救他脱身虚无的力量。就这样，在有余的日子里，我得到对稀缺的想象。我知道，法国文学界不像我们中国人对《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喜爱，我想，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傅雷先生的译文，业内人常说，先生几近重新写了一部小说。就像先前说的那样，文化的传播总是经过误解，这是多么宝贵的误解，我们在读罗曼·罗兰的同时，又读了傅雷先生。
曾经有个时期，我们家住在傅雷先生对面一条街的弄堂，进来出去常常从他家走过，已经人去楼空，但花园里常年青绿，鲜花盛开，据传是他们的邻居，一直绕进花园，浇水剪枝。我时常揣测，这位邻人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他并不从事有关文学的行业，甚至，未必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他只是不愿意让花园荒芜，要它季季繁荣，这不就是克里斯朵夫公寓里的邻人吗？这不就是文学这虚构的艺术和人的关系？
我扯得太远了，可是，在这个日子里，饶舌是免不了的。最后，我要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大使先生，谢谢总领事先生，谢谢陈楠先生，他一直帮助我参与法领馆文化方面的事务。谢谢陈丰女士，是你把我的书带给法国出版社，让法国读者认识我。谢谢今天所有来到的朋友、同事，谢谢你们捧场，谢谢！
2024年5月上海
5月24日中午，中国作家王安忆在上海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并接过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签发的荣誉证书。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先生致辞并代表法国政府授予王安忆勋章。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法国政府不仅肯定王安忆的文学成就，也肯定了王安忆对中法文化和文学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
身着黑色西装外套和一袭碎花长裙的王安忆在答谢致辞里回顾了自己在上海的成长经历，分享了关于阅读和文学的感受，其真挚朴素又动人的发言赢得在场文学界、艺术界近百位听众由衷的掌声。
“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骑士团勋章，分为多个勋位等级。1983年，中国作家巴金曾获得这份荣誉，他也是迄今获得勋位等级最高的华人作家。
王安忆
非常荣幸站在这里，接受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不仅在于军团勋章本身具有的光辉，更因为这是我们的巴金先生得到过的荣誉，这增添了它的重要意义。我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狂妄地以为，和巴金先生在同一高度，相反，它给我自省的机会，检视我和巴金先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作家的差异和距离，于是，不禁感到羞惭。
我出生在1954年，父母是军旅中人，次年，跟随转业的母亲来到上海，从此，就在这里生活成长。仔细回想，这城市有许多奇特性，比如，满街的法国梧桐，其实是英国树种，名字叫做“悬铃木”，现在，正是它结籽的季节，于是，满天飞絮；再比如，在我们居住的淮海路的弄堂房子后面，有一所中学，前身是法国震旦女子学院，在它的楼顶，立着一个石头亭子，亭子里是圣母圣子的雕像，夜晚在我们家楼梯口的窗户，看得见夜幕下的剪影，有趣的是，就在同一个方向，有一颗闪闪的红星，那是中苏友好大厦的尖顶，现在的上海展览馆，建造于中苏交好时期；还比如，我们的儿童歌谣有一首叫做“马铃铛”，“马铃铛，马铃铛，大家一起马铃铛”，后来知道，它其实是英国民歌，唱的是伦敦桥；在我小时候，上海放映过一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夜半歌声》，是一部左翼革命电影，上海的电影人大多是进步知识分子，这部电影在坊间的流行却侧重它的恐怖悬疑，里面的人物被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子，也是后来，知道它其实改编于二十世纪初法国小说《剧院魅影》，1986年英国同名音乐剧也是来自于它；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活动中心“少年宫”，原先是犹太富商嘉道理的私人住宅；前面说的中苏友好大厦则是另一个犹太富商哈同的宅邸旧址；我们从小玩耍的公园里那一座洋葱头拱顶的建筑，是东正教堂——你们知道，如此混杂错综的历史地理人文，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所有的知识最后全都一锅烩，归纳成新民主主义教育。
1966年，我的小学教育就在惶惑中结束，直到下一年的冬季，才进入中学，就近分配中学。不到两年，匆匆毕业，从理论上算，我们叫做“69届毕业生”。在我几十年来各种履历表学历这一栏，我还是很厚脸地填上“初中”两个字，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谁。
现在，我将要说到文学这件事了。如我这样，连基本的文化常识都不具备的人，从哪里汲取文学艺术教育呢？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小说家，从小失怙恃，由她的祖母养大，最无望的日子里，她的祖母总是和她说“一株草顶一颗露珠”，人不养人天养人。我的“露珠”是什么呢？那就是书籍。说来很神奇，一方面，学校停课，出版停业，电影院关门，满目荒芜，另方面，随处可见书籍。废品收购站满地皆是，一车一车送去，捣成纸浆，作下一轮的用途；图书馆打碎的门窗，路人皆可自行进出，一抱一抱地拖出来；私下交易，互换有无，在年轻人里面，最走俏的就是翻译小说。没有经过中国古典文字学习，这就闭上了一扇门，没有外国语的学习，又闭上一扇门，翻译小说却打开一扇窗，其时，翻译者多是由大作家、大文豪担任，比如巴金先生，比如傅雷先生，这又是一扇窗，很幸运的，我们得到了五四人文进步背景的新文学营养，它及时地填补了学校教育的缺失，让我们避开成长的危险，滋润了青春，走上人生的正途。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必须要提到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与它的邂逅适当其时。第一次接触时，我还是个孩子，得到包含卷一到卷三的第一册，封面已经脱落了，书页卷边，那时候，我们拿到的书常是几乎翻烂，有头无尾，而且，分配给的时间非常局促。这一本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我们家滞留较长时间，很可能是被上家错记借给了谁，由于交换续接往往是在数人之间进行，难免会发生失误。这三卷所写是克里斯朵夫混沌初开的时节，正合乎成长所需，感官从蒙昧中苏醒，世界呈现轮廓，最要紧的是爱情。像我们这些人，往往是胆小鬼，大概也因为这，最后选择文字为终身职业，我们从书本上学习生活。克里斯朵夫的少年情爱，甜蜜和苦涩，诱惑和背叛，悸动和战栗，可说满足了前青春时期的所有的伤感主义，同时，也给予了抵抗力，让我能够避开罗曼蒂克的窠臼，趋向更为思想性的境界。几乎花费了十年时间，我才等来以后的三册，接下来的阅读却并没有之前的快感，也可能这时节书籍的选择多了，至今记得，翻译名著重版发行，书店门前的长龙，天不亮排起，绕街区几周，实行限购，不得挑选，轮到什么是什么。这真是一个富有象征的景象，象征着文学生活回来了，而这文学生活在很长时间里，依然以译本的形式为体现。但无论怎么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必修课，它的意味不仅在叙事艺术本身，还在于它是匮乏时代的丰饶想象，现在，梦想成真，你必须亲身体验。卷七“户内”当时感到晦涩，可后来经久不衰地阅读。克里斯朵夫到法国去寻找思想的救赎，他到音乐戏剧里找，到资产阶级的沙龙找，到贵族找——巴黎的贵族都是些失魂落魄的人，到革命中去找，法国大革命曾是世界激进政治的源头，都失望而归。最后，他在公寓的阁楼养病，却与他要找的法国精神不期而遇，他的邻人，认真生计，养儿育女，暖老温贫，就在这世俗的生活里，蕴藏着拯救他脱身虚无的力量。就这样，在有余的日子里，我得到对稀缺的想象。我知道，法国文学界不像我们中国人对《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喜爱，我想，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傅雷先生的译文，业内人常说，先生几近重新写了一部小说。就像先前说的那样，文化的传播总是经过误解，这是多么宝贵的误解，我们在读罗曼·罗兰的同时，又读了傅雷先生。
曾经有个时期，我们家住在傅雷先生对面一条街的弄堂，进来出去常常从他家走过，已经人去楼空，但花园里常年青绿，鲜花盛开，据传是他们的邻居，一直绕进花园，浇水剪枝。我时常揣测，这位邻人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他并不从事有关文学的行业，甚至，未必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他只是不愿意让花园荒芜，要它季季繁荣，这不就是克里斯朵夫公寓里的邻人吗？这不就是文学这虚构的艺术和人的关系？
我扯得太远了，可是，在这个日子里，饶舌是免不了的。最后，我要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大使先生，谢谢总领事先生，谢谢陈楠先生，他一直帮助我参与法领馆文化方面的事务。谢谢陈丰女士，是你把我的书带给法国出版社，让法国读者认识我。谢谢今天所有来到的朋友、同事，谢谢你们捧场，谢谢！
2024年5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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