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春台》人生如锦缎，却包裹着烂絮
“这世上的事，从来都不是按照你想的那样，先有原因，后有结果，跟下棋似的，你下一步，我下一步。不是这么回事。事情如果应该发生，它自己就会发生。我们用不着预先替它操心。”
在格非新推出的长篇小说《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中，四个主角之一窦宝庆对郑元春这样说。窦宝庆意识到，郑元春对他有意，他该表现得更“野蛮”一些。只是没想到，这场不伦之恋将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登春台》是一本有趣的小说，它的细节是写实主义的，主题却是现代主义的。小说从四个人物的视角展开（其中窦宝庆的部分采用的是第二人称“你”），刻画了四次平凡却内涵波澜的人生——表面光鲜，却各有无法弥补的遗憾。
《登春台》像四片随意采摘的树叶，鲜活、生活、饱满，却有共同的忧伤——无根。由此衬起小说标题中隐含的反讽：《登春台》典出《老子》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意思是“生活在幸福的太平世界里”，如果找一个词来概括过去的40年，“登春台”可能最妥帖。
然而，《登春台》中的每个人真是“如登春台”吗？我们真的找到了自己吗？
是幸运，将他们带上了波峰
表面看，《登春台》中的四个人物都特别幸运。
沈辛夷是留守儿童，母亲更喜欢她的弟弟；父亲虽温情，却多病，在家中完全处在从属地位。沈辛夷的生活没有任何浪漫成分，即使看上去挺文雅的名字，也仅因姨妈看到了门前的辛夷树，随口起的。她后来又看到了泡桐树，则沈辛夷的弟弟名字就成了沈新桐。
作为被一再忽略的人，沈辛夷上初中时春游，被成年人猥亵了。这让她成了全校议论的焦点。她的母亲找到学校大闹，只为获得赔偿。当母亲将其中的1000元（都是新钞）给沈辛夷“随便花”时，她并没觉得“得到了补偿”——最关心她的老师因该事件被调到乡村，从她的生命中消失。
高考时，沈辛夷偷偷修改了母亲填写的志愿，被北京外国语大学录取；以后，她考上了研究生；经历波折，她进了一家大公司，完成了“小镇做题家”的命运逆袭。
陈克明来自北京郊区，毕业于民办三本学校，名义上学数控机床，其实只是领了一本教材，从没上过课；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哥们儿帮助下，做各种小生意。父母给他介绍了一名叫尹静熹的女孩，无父无母，舅舅将她养大。一半是同情，一半是贪图美貌，陈克明与尹静熹成了夫妻。尹静熹超级嫉妒且强悍，但判断奇准，在生意上几次提出正确意见，只是陈克明屡屡错过机会。
陈克明的生意一败涂地，不得不“开黑车”维生，意外遇到神州物流公司的老总周振遐。后者欣赏陈克明的沉稳、精明、负责、有活力，将他拉进公司，从普通司机一跃成高管，甚至一度想把他培养成接班人。
窦宝庆来自甘肃的一个贫穷的小村，稀里糊涂来到北京，成了长途车司机。他所在的公司恰好被神州物流并购，他因为长得高、沉默寡言、为人忠诚、开车技术好，被筛选出来，当周振遐的司机。其实，人力资源部完全不了解窦宝庆，仅凭仓促间的直观印象，便做出决定。窦宝庆深得周振遐的欣赏，一度也曾想培养他当接班人。出乎意料的是，公司高管、富婆郑元春看上了长相帅气的窦宝庆。二人开始了一段恋情。
周振遐则天生好运。他性格恬淡，本是学者，充满活力的大学好友蒋承泽创业，将他拉到公司中。蒋承泽因癌症去世，周振遐成了一家大公司的“老大”。在他管理下，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这四个人俨然是“成功四重奏”，无数人曾如此向上攀爬，时代也似乎给了他们足够的回报。但事实上，每个人的“成功”都源于侥幸，却被解释成“必然如此”。
他们只是假装正在“登春台”
其实，所有的光鲜都有背面。
沈辛夷一生试图躲开她那无比强悍的母亲。母亲不断在创业，不断在失败——每次失败后，她又会东山再起。混得好时，她会带全家去大宾馆“享受”。可拿起菜单半天，仔细研究了上面的价格后，又决定带全家离开。她让沈辛夷用火腿肠、方便面充饥，以等待宾馆的免费早餐。母亲的字典里没有“体面”二字，她被受穷的记忆追逐，永远停不下来。
沈辛夷从没感受到母爱。上大学时，为了帮母亲借钱，她接受了一个北京老头儿的包养。老头儿有一个小四合院，充满情趣，他自称是“人生的观察者”，不工作，不动情，只是旁观。即使沈辛夷哭闹，希望确定两人的关系，他也不置可否。慢慢地，沈辛夷意识到，老头儿的悠闲中暗藏着一种绝望。3年后，他果然上吊自杀了。
沈辛夷试图说服自己“母亲总是母亲”。当母亲再次创业失败，且身患癌症时，沈辛夷试图留下来照顾她，却发现，母亲正在算计沈辛夷还有多少钱，她要再搏一把……
陈克明转运后，努力提醒自己，和尹静熹是患难之交，不应背叛她。可一次“一夜情”彻底摧毁了他的信念。他这才发现，自己生命中早被内置了无法挣脱的自毁按钮——明知不应该做，却偏偏去做。正如他的表哥所说：“凡是私底下在黑暗中发生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都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它就像咒语般，套牢了陈克明的人生。尹静熹离开了陈克明，成了他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活着突然变成“只是活着”。
窦宝庆沉迷在郑元春的爱中，却不知警方已悄悄收紧线索。在老家，为了自杀的姐姐，窦宝庆杀了仇人，躲到北京，却意外混出了模样，成为村人眼中的“大人物”，也引起警方的注意。窦宝庆以为，“事情推着他走”的好运将一直持续，没想到郑元春要他讲故事。不会讲故事的窦宝庆只好把姐姐的遭遇，装扮成故事，讲了出来——可警方早已对郑元春做了工作。就这样，窦宝庆暴露了自己。以为早已翻篇的那个世界，又将他拉了回去，让他进了监狱。
周振遐似乎生活在云端。可他是一个如此沉迷于安静、不喜欢被打扰的人。他想把窦宝庆、陈克明培养成接班人，仅仅因为他感到厌倦，不愿再背负企业家的责任。周振遐试图用种月季花找到自己，但随着蒋承泽曾经的情妇姚芩闯入，他又陷入各种关系的牵扯中。
在《登春台》中，人人都在漩涡中挣扎，只是看上去“如登春台”。他们似乎正在掌控人生，其实只是一个个幻象，除了忽悠人们更深地卷入之外，别无意义。
一切皆无答案，只有不断装蒜
在我看来，《登春台》的主题更像格非早期的小说，直面“我与世界”“我与他人”乃至“我与我”之间的冲突。人人努力将不确定的生活纳入到“发生—发展—高潮—结尾”的叙事中，可越努力，就越暴露出自身的无能。
因为，现代化重塑了时间，曾经的循环已被打破，万物皆成奔涌而出的狂奔状态。所以，格非写道：“在过去的生活中，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赤裸裸的、让人难以承受的‘坏’，也存在着不容辩驳、完满如期待的‘好’。而在今天，我们既没有不可接受的‘坏’，也谈不上什么确凿无疑的‘好’。如果你非要再说一件事情‘好’，那也只是看上去如此罢了……到了今天，这种循环让位给共时性的简单叠加，‘好’也悄悄地让位给‘多’。”
让沈辛夷们无法圆满的，正是他们不得不经历的“多”。除了忘却，还有什么能化解“多”的压力呢？“它实际上处在一种失重状态，给人带来犹如电梯急速下坠般的眩晕感。无论是人还是宇宙，都成了浮泛无根之物”。
在沈辛夷们的背后，其实还有更丰富、更冰冷的“多”：
沈辛夷的父亲多病，不得不忍受妻子的坏脾气。他应该已猜到，妻子和小老板之间的肮脏关系。带窦宝庆出道的胡爱民，执着于传统“带头大哥”的交往方式，他会怒骂窦宝庆的技术不过关，却又在生活中照顾他，包括在跑长途的路上帮窦宝庆找妓女。他不知道，窦宝庆绝不会为此感恩。当胡爱民身患绝症时，他的借钱求救短信被窦宝庆无视。陈克明接了一笔大单，不顾妻子一再暗示，拉岳父入伙。结果陈克明将几年的收入全赔了进去，岳父却悄悄买了奔驰汽车，找了高个儿女人……
《登春台》如万花筒，呈现出变动时代的丰富面向，却始终围绕根本之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由此揭开血淋淋的真相：那些似乎可以设计人生意义的人，早已将灵魂抵押。他们只是关系万千重下，被塑造、被扭曲、被决定、被引领的“空心人”——也许，人生的快乐与苦痛的比重是恒定的，不断在变的，只是不同的呈现方式。
感动于《登春台》，是因为它内蕴着无边的悲悯：没有人能真正把握自己，没有人能真正逃出这个困局，没有一种生活是毫无遗憾的，也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可爱的。
那么，该何去何从？
当沈辛夷明白她永远无法遏制母亲的雄心壮志时，她选择了离开。“她搀扶着母亲走下那道陡坡，最终停在了路边的那棵孤零零的大樟树下。她们在树下道别，辛夷拼命地克制着想要拥抱她的愿望。就这样，母女俩一个往西，一个往东，一个上坡，一个下坡，渐渐地就隔得远了”。
也许，《登春台》真正想说的话就是：不论活多少次，人生总会是这个结果。
“这世上的事，从来都不是按照你想的那样，先有原因，后有结果，跟下棋似的，你下一步，我下一步。不是这么回事。事情如果应该发生，它自己就会发生。我们用不着预先替它操心。”
在格非新推出的长篇小说《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中，四个主角之一窦宝庆对郑元春这样说。窦宝庆意识到，郑元春对他有意，他该表现得更“野蛮”一些。只是没想到，这场不伦之恋将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登春台》是一本有趣的小说，它的细节是写实主义的，主题却是现代主义的。小说从四个人物的视角展开（其中窦宝庆的部分采用的是第二人称“你”），刻画了四次平凡却内涵波澜的人生——表面光鲜，却各有无法弥补的遗憾。
《登春台》像四片随意采摘的树叶，鲜活、生活、饱满，却有共同的忧伤——无根。由此衬起小说标题中隐含的反讽：《登春台》典出《老子》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意思是“生活在幸福的太平世界里”，如果找一个词来概括过去的40年，“登春台”可能最妥帖。
然而，《登春台》中的每个人真是“如登春台”吗？我们真的找到了自己吗？
是幸运，将他们带上了波峰
表面看，《登春台》中的四个人物都特别幸运。
沈辛夷是留守儿童，母亲更喜欢她的弟弟；父亲虽温情，却多病，在家中完全处在从属地位。沈辛夷的生活没有任何浪漫成分，即使看上去挺文雅的名字，也仅因姨妈看到了门前的辛夷树，随口起的。她后来又看到了泡桐树，则沈辛夷的弟弟名字就成了沈新桐。
作为被一再忽略的人，沈辛夷上初中时春游，被成年人猥亵了。这让她成了全校议论的焦点。她的母亲找到学校大闹，只为获得赔偿。当母亲将其中的1000元（都是新钞）给沈辛夷“随便花”时，她并没觉得“得到了补偿”——最关心她的老师因该事件被调到乡村，从她的生命中消失。
高考时，沈辛夷偷偷修改了母亲填写的志愿，被北京外国语大学录取；以后，她考上了研究生；经历波折，她进了一家大公司，完成了“小镇做题家”的命运逆袭。
陈克明来自北京郊区，毕业于民办三本学校，名义上学数控机床，其实只是领了一本教材，从没上过课；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哥们儿帮助下，做各种小生意。父母给他介绍了一名叫尹静熹的女孩，无父无母，舅舅将她养大。一半是同情，一半是贪图美貌，陈克明与尹静熹成了夫妻。尹静熹超级嫉妒且强悍，但判断奇准，在生意上几次提出正确意见，只是陈克明屡屡错过机会。
陈克明的生意一败涂地，不得不“开黑车”维生，意外遇到神州物流公司的老总周振遐。后者欣赏陈克明的沉稳、精明、负责、有活力，将他拉进公司，从普通司机一跃成高管，甚至一度想把他培养成接班人。
窦宝庆来自甘肃的一个贫穷的小村，稀里糊涂来到北京，成了长途车司机。他所在的公司恰好被神州物流并购，他因为长得高、沉默寡言、为人忠诚、开车技术好，被筛选出来，当周振遐的司机。其实，人力资源部完全不了解窦宝庆，仅凭仓促间的直观印象，便做出决定。窦宝庆深得周振遐的欣赏，一度也曾想培养他当接班人。出乎意料的是，公司高管、富婆郑元春看上了长相帅气的窦宝庆。二人开始了一段恋情。
周振遐则天生好运。他性格恬淡，本是学者，充满活力的大学好友蒋承泽创业，将他拉到公司中。蒋承泽因癌症去世，周振遐成了一家大公司的“老大”。在他管理下，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这四个人俨然是“成功四重奏”，无数人曾如此向上攀爬，时代也似乎给了他们足够的回报。但事实上，每个人的“成功”都源于侥幸，却被解释成“必然如此”。
他们只是假装正在“登春台”
其实，所有的光鲜都有背面。
沈辛夷一生试图躲开她那无比强悍的母亲。母亲不断在创业，不断在失败——每次失败后，她又会东山再起。混得好时，她会带全家去大宾馆“享受”。可拿起菜单半天，仔细研究了上面的价格后，又决定带全家离开。她让沈辛夷用火腿肠、方便面充饥，以等待宾馆的免费早餐。母亲的字典里没有“体面”二字，她被受穷的记忆追逐，永远停不下来。
沈辛夷从没感受到母爱。上大学时，为了帮母亲借钱，她接受了一个北京老头儿的包养。老头儿有一个小四合院，充满情趣，他自称是“人生的观察者”，不工作，不动情，只是旁观。即使沈辛夷哭闹，希望确定两人的关系，他也不置可否。慢慢地，沈辛夷意识到，老头儿的悠闲中暗藏着一种绝望。3年后，他果然上吊自杀了。
沈辛夷试图说服自己“母亲总是母亲”。当母亲再次创业失败，且身患癌症时，沈辛夷试图留下来照顾她，却发现，母亲正在算计沈辛夷还有多少钱，她要再搏一把……
陈克明转运后，努力提醒自己，和尹静熹是患难之交，不应背叛她。可一次“一夜情”彻底摧毁了他的信念。他这才发现，自己生命中早被内置了无法挣脱的自毁按钮——明知不应该做，却偏偏去做。正如他的表哥所说：“凡是私底下在黑暗中发生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都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它就像咒语般，套牢了陈克明的人生。尹静熹离开了陈克明，成了他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活着突然变成“只是活着”。
窦宝庆沉迷在郑元春的爱中，却不知警方已悄悄收紧线索。在老家，为了自杀的姐姐，窦宝庆杀了仇人，躲到北京，却意外混出了模样，成为村人眼中的“大人物”，也引起警方的注意。窦宝庆以为，“事情推着他走”的好运将一直持续，没想到郑元春要他讲故事。不会讲故事的窦宝庆只好把姐姐的遭遇，装扮成故事，讲了出来——可警方早已对郑元春做了工作。就这样，窦宝庆暴露了自己。以为早已翻篇的那个世界，又将他拉了回去，让他进了监狱。
周振遐似乎生活在云端。可他是一个如此沉迷于安静、不喜欢被打扰的人。他想把窦宝庆、陈克明培养成接班人，仅仅因为他感到厌倦，不愿再背负企业家的责任。周振遐试图用种月季花找到自己，但随着蒋承泽曾经的情妇姚芩闯入，他又陷入各种关系的牵扯中。
在《登春台》中，人人都在漩涡中挣扎，只是看上去“如登春台”。他们似乎正在掌控人生，其实只是一个个幻象，除了忽悠人们更深地卷入之外，别无意义。
一切皆无答案，只有不断装蒜
在我看来，《登春台》的主题更像格非早期的小说，直面“我与世界”“我与他人”乃至“我与我”之间的冲突。人人努力将不确定的生活纳入到“发生—发展—高潮—结尾”的叙事中，可越努力，就越暴露出自身的无能。
因为，现代化重塑了时间，曾经的循环已被打破，万物皆成奔涌而出的狂奔状态。所以，格非写道：“在过去的生活中，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赤裸裸的、让人难以承受的‘坏’，也存在着不容辩驳、完满如期待的‘好’。而在今天，我们既没有不可接受的‘坏’，也谈不上什么确凿无疑的‘好’。如果你非要再说一件事情‘好’，那也只是看上去如此罢了……到了今天，这种循环让位给共时性的简单叠加，‘好’也悄悄地让位给‘多’。”
让沈辛夷们无法圆满的，正是他们不得不经历的“多”。除了忘却，还有什么能化解“多”的压力呢？“它实际上处在一种失重状态，给人带来犹如电梯急速下坠般的眩晕感。无论是人还是宇宙，都成了浮泛无根之物”。
在沈辛夷们的背后，其实还有更丰富、更冰冷的“多”：
沈辛夷的父亲多病，不得不忍受妻子的坏脾气。他应该已猜到，妻子和小老板之间的肮脏关系。带窦宝庆出道的胡爱民，执着于传统“带头大哥”的交往方式，他会怒骂窦宝庆的技术不过关，却又在生活中照顾他，包括在跑长途的路上帮窦宝庆找妓女。他不知道，窦宝庆绝不会为此感恩。当胡爱民身患绝症时，他的借钱求救短信被窦宝庆无视。陈克明接了一笔大单，不顾妻子一再暗示，拉岳父入伙。结果陈克明将几年的收入全赔了进去，岳父却悄悄买了奔驰汽车，找了高个儿女人……
《登春台》如万花筒，呈现出变动时代的丰富面向，却始终围绕根本之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由此揭开血淋淋的真相：那些似乎可以设计人生意义的人，早已将灵魂抵押。他们只是关系万千重下，被塑造、被扭曲、被决定、被引领的“空心人”——也许，人生的快乐与苦痛的比重是恒定的，不断在变的，只是不同的呈现方式。
感动于《登春台》，是因为它内蕴着无边的悲悯：没有人能真正把握自己，没有人能真正逃出这个困局，没有一种生活是毫无遗憾的，也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可爱的。
那么，该何去何从？
当沈辛夷明白她永远无法遏制母亲的雄心壮志时，她选择了离开。“她搀扶着母亲走下那道陡坡，最终停在了路边的那棵孤零零的大樟树下。她们在树下道别，辛夷拼命地克制着想要拥抱她的愿望。就这样，母女俩一个往西，一个往东，一个上坡，一个下坡，渐渐地就隔得远了”。
也许，《登春台》真正想说的话就是：不论活多少次，人生总会是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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