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着唱着，一代人长大了
“蒲公英，蒲公英，飞到西，飞到东。随风飘扬看世界，悄悄落地没有声……”当音乐声响起，电影院中，一会儿传来哭声，一会儿传来笑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观众的情绪在音乐声中起起伏伏。
这是一部纪录电影，名叫《风起前的蒲公英》，6月25日起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来自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的创作团队，将镜头对准了一群极具代表性的孩子，记录下了他们在少年时代的歌唱、欢笑与迷茫。
一个特殊的合唱团
蒲公英中学位于北京大兴区，是北京市第一所经政府批准的、专门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设的初中。这所学校有一个合唱团。
纪录片里的故事发生在2017年。那时，学校音乐老师袁小燕已在合唱团工作了8年。每年新生入学时，她都要选一批热爱音乐、基础条件好的初一学生加入合唱团。这一年的特殊之处在于，最初建立在废弃车间里的蒲公英中学即将搬到新建的现代校舍。在老校区的最后一年里，合唱团迎来了新一批孩子，而升入初二的团员们则需要和家人面对未来的选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本片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回忆，他最早是听说这里有一支合唱团，孩子们在小学时几乎都没有上过音乐课，但经过初中一两年的训练，可以和专业合唱团同台竞技。
“在我的设想里，这会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一群小学时连音乐老师是谁都不知道的孩子，去借助音乐实现他们的梦想，证明他们的人生价值。”梁君健告诉记者，他希望跟随袁老师以及团里最出色的几位同学，去拍摄他们为比赛做的准备，记录他们在舞台上的优秀表现，最终展现音乐给他们带来的自信与成长。
一开始，拍摄的确如预想那样。梁君健说，一进校园就发现这里生机勃勃，孩子们在操场上大叫大闹，充满欢声笑语。
这些孩子，被纪录片如实记录下了年少时的模样——
初二的张展豪已经来北京7年了，他是不折不扣的“孩子王”，会弹吉他，大大咧咧。教室屋顶上，他在纸飞机上写下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歌手”，然后划掉了。
13岁的权煜飞，家里贴满一墙奖状，是蒲公英中学合唱团的“野生探险家”，闲暇时间自己挂着公交卡满北京溜达。他对世界有独到的看法，比如——“每个人都是一个好苗子，有的栽在了黑土地里，有的栽在了红土地里，有的栽在了沙漠里”。
跟权煜飞同年级的王路遥，过去总是默默无闻，却在两年中变成了合唱团团长，甚至在一次慈善演出后，拉着同学们与明星黄晓明合了影。
年龄最小的王小云，一入合唱团就展现出不同寻常的音乐天赋，在钢琴伴奏下，唱出了一个High C的高音。在父母支持下，她打算坚定地走音乐道路。
但事实证明，发生在蒲公英中学的故事，和预想的并不一样。
没有主线人物的成长故事
对于拍摄纪录片，清影工作室有着丰富的经验。
清影工作室创始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告诉记者，工作室专注于影视人类学研究及制作纪录片，习惯于从微观角度观察和描绘某一群体，而非以宏观角度进行研究。雷建军介绍，这些纪录片一般是由老师牵头、校友负责技术、学生参与拍摄，使年轻人有机会参与项目并创作出成熟的作品。至今，已有7部纪录电影在院线上映。
即便如此，《风起前的蒲公英》也让创作团队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这部从2017年拍摄到2019年的作品，积累了800多小时的素材，却一度“找不到传统纪录片里的主线人物”。
蒲公英中学的校名寓意鲜明。蒲公英成熟后，风一吹，种子便会散落四方。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这所学校大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经历并不稳定，他们始终面临升学的压力和离别的无奈。而合唱团成员，也总在分分合合。
“每当我们开始熟悉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转学了，从镜头前离开了。”梁君健回忆，“但蒲公英中学的老师说，你们在经历的所谓拍摄上的小烦恼，其实是孩子们每天都在经历的。”
这客观上导致，在长达两年的拍摄周期里，清影工作室一共拍了十几个孩子和他们家庭的故事，送走了一个个拍摄对象，最终用了4年才完成剪辑。
拍摄过程很不容易。联合导演之一刘张铂泷告诉记者，拍摄时一周去学校拍两三天，周末再去学生家里拍摄一天，直到两三个月之后，跟孩子们的相处才变得比较自然。影视人类学拍摄的方法，最大挑战之一是需要长期跟拍，让被拍摄者“忘记镜头”。“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从孩子的视角去观察他们周围的世界。”
剪辑同样耗时良久，从2019年持续到2023年。联合导演之一唐韬告诉记者，开始时团队一直头疼如何流畅地组织叙事，最终创作团队选择了4个孩子，以他们依次离开合唱团的过程，展示影片对于成长的思考。在剪辑思路上也缩小了视角，专心讲述和呈现这些孩子在合唱团和音乐相伴成长的点点滴滴。
结果是，尽管没有拍到当初预想的“逆袭”故事，却意外成就了一个有关成长的故事。
记下人生的欢笑和泪水
像纪录片一样，孩子们的少年时代也没有剧本。但这部自然流动的作品，引发了创作团队和观众的诸多思考。
“随着拍摄进行，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梁君健感慨。“在这段与音乐为伴的人生旅程中，他们一直品尝着属于青春岁月的苦乐悲喜，并将它们深埋心底，转化为成长的养分。”
即便时不时有泪水，属于少年人的世界也总有欢笑。比如，因为合唱团有外出表演的机会，这些孩子会分外珍惜，他们总能在北京的高楼大厦、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场，看到成年人忽略的美好。日常生活中，他们会细致地体会每一碗豆浆是不是甜的，会和老校区的花草树木一起成长。
这样的状态，感染着这群负责纪录的成年人。唐韬特别谈到，在整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与被拍摄对象的共情，他觉得片中孩子们的状态治愈了自己。
这样的关系，也持续到拍摄完成后，导演团队始终与学校和这几位主人公保持着联系。几年后，蒲公英中学合并了一所小学。袁小燕老师特别高兴，她终于有了能在合唱团里待更长时间的学生，不必担心孩子刚学会唱歌就要转学了。他们发现，蒲公英的学生仍然热爱音乐，袁老师的合唱团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课外活动之一。
“我们很高兴能够通过纪录片给这座城市、给这段时光留下影像。我想这也是纪录片的力量所在，因为纪录片不受时间的限制，它会帮我们记下一些人生中的片段，记下一些人生中的欢笑和泪水。当我们隔了一段时间再去看这些片段，又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梁君健说。
如今，当初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开始找工作，都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
梁君健说，拍摄时他就有个想法，至少等孩子们高中毕业，纪录片再上映。
6月22日，已经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就读的权煜飞来到了电影点映现场。当初古灵精怪的小男孩，如今已是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电影院里，他跟观众们一起观看了自己曾经的故事。
现场主持人问：“煜飞现在还会唱歌吗？”
权煜飞说：“会唱。”
“蒲公英，蒲公英，飞到西，飞到东。随风飘扬看世界，悄悄落地没有声……”当音乐声响起，电影院中，一会儿传来哭声，一会儿传来笑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观众的情绪在音乐声中起起伏伏。
这是一部纪录电影，名叫《风起前的蒲公英》，6月25日起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来自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的创作团队，将镜头对准了一群极具代表性的孩子，记录下了他们在少年时代的歌唱、欢笑与迷茫。
一个特殊的合唱团
蒲公英中学位于北京大兴区，是北京市第一所经政府批准的、专门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设的初中。这所学校有一个合唱团。
纪录片里的故事发生在2017年。那时，学校音乐老师袁小燕已在合唱团工作了8年。每年新生入学时，她都要选一批热爱音乐、基础条件好的初一学生加入合唱团。这一年的特殊之处在于，最初建立在废弃车间里的蒲公英中学即将搬到新建的现代校舍。在老校区的最后一年里，合唱团迎来了新一批孩子，而升入初二的团员们则需要和家人面对未来的选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本片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回忆，他最早是听说这里有一支合唱团，孩子们在小学时几乎都没有上过音乐课，但经过初中一两年的训练，可以和专业合唱团同台竞技。
“在我的设想里，这会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一群小学时连音乐老师是谁都不知道的孩子，去借助音乐实现他们的梦想，证明他们的人生价值。”梁君健告诉记者，他希望跟随袁老师以及团里最出色的几位同学，去拍摄他们为比赛做的准备，记录他们在舞台上的优秀表现，最终展现音乐给他们带来的自信与成长。
一开始，拍摄的确如预想那样。梁君健说，一进校园就发现这里生机勃勃，孩子们在操场上大叫大闹，充满欢声笑语。
这些孩子，被纪录片如实记录下了年少时的模样——
初二的张展豪已经来北京7年了，他是不折不扣的“孩子王”，会弹吉他，大大咧咧。教室屋顶上，他在纸飞机上写下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歌手”，然后划掉了。
13岁的权煜飞，家里贴满一墙奖状，是蒲公英中学合唱团的“野生探险家”，闲暇时间自己挂着公交卡满北京溜达。他对世界有独到的看法，比如——“每个人都是一个好苗子，有的栽在了黑土地里，有的栽在了红土地里，有的栽在了沙漠里”。
跟权煜飞同年级的王路遥，过去总是默默无闻，却在两年中变成了合唱团团长，甚至在一次慈善演出后，拉着同学们与明星黄晓明合了影。
年龄最小的王小云，一入合唱团就展现出不同寻常的音乐天赋，在钢琴伴奏下，唱出了一个High C的高音。在父母支持下，她打算坚定地走音乐道路。
但事实证明，发生在蒲公英中学的故事，和预想的并不一样。
没有主线人物的成长故事
对于拍摄纪录片，清影工作室有着丰富的经验。
清影工作室创始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告诉记者，工作室专注于影视人类学研究及制作纪录片，习惯于从微观角度观察和描绘某一群体，而非以宏观角度进行研究。雷建军介绍，这些纪录片一般是由老师牵头、校友负责技术、学生参与拍摄，使年轻人有机会参与项目并创作出成熟的作品。至今，已有7部纪录电影在院线上映。
即便如此，《风起前的蒲公英》也让创作团队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这部从2017年拍摄到2019年的作品，积累了800多小时的素材，却一度“找不到传统纪录片里的主线人物”。
蒲公英中学的校名寓意鲜明。蒲公英成熟后，风一吹，种子便会散落四方。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这所学校大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经历并不稳定，他们始终面临升学的压力和离别的无奈。而合唱团成员，也总在分分合合。
“每当我们开始熟悉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转学了，从镜头前离开了。”梁君健回忆，“但蒲公英中学的老师说，你们在经历的所谓拍摄上的小烦恼，其实是孩子们每天都在经历的。”
这客观上导致，在长达两年的拍摄周期里，清影工作室一共拍了十几个孩子和他们家庭的故事，送走了一个个拍摄对象，最终用了4年才完成剪辑。
拍摄过程很不容易。联合导演之一刘张铂泷告诉记者，拍摄时一周去学校拍两三天，周末再去学生家里拍摄一天，直到两三个月之后，跟孩子们的相处才变得比较自然。影视人类学拍摄的方法，最大挑战之一是需要长期跟拍，让被拍摄者“忘记镜头”。“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从孩子的视角去观察他们周围的世界。”
剪辑同样耗时良久，从2019年持续到2023年。联合导演之一唐韬告诉记者，开始时团队一直头疼如何流畅地组织叙事，最终创作团队选择了4个孩子，以他们依次离开合唱团的过程，展示影片对于成长的思考。在剪辑思路上也缩小了视角，专心讲述和呈现这些孩子在合唱团和音乐相伴成长的点点滴滴。
结果是，尽管没有拍到当初预想的“逆袭”故事，却意外成就了一个有关成长的故事。
记下人生的欢笑和泪水
像纪录片一样，孩子们的少年时代也没有剧本。但这部自然流动的作品，引发了创作团队和观众的诸多思考。
“随着拍摄进行，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梁君健感慨。“在这段与音乐为伴的人生旅程中，他们一直品尝着属于青春岁月的苦乐悲喜，并将它们深埋心底，转化为成长的养分。”
即便时不时有泪水，属于少年人的世界也总有欢笑。比如，因为合唱团有外出表演的机会，这些孩子会分外珍惜，他们总能在北京的高楼大厦、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场，看到成年人忽略的美好。日常生活中，他们会细致地体会每一碗豆浆是不是甜的，会和老校区的花草树木一起成长。
这样的状态，感染着这群负责纪录的成年人。唐韬特别谈到，在整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与被拍摄对象的共情，他觉得片中孩子们的状态治愈了自己。
这样的关系，也持续到拍摄完成后，导演团队始终与学校和这几位主人公保持着联系。几年后，蒲公英中学合并了一所小学。袁小燕老师特别高兴，她终于有了能在合唱团里待更长时间的学生，不必担心孩子刚学会唱歌就要转学了。他们发现，蒲公英的学生仍然热爱音乐，袁老师的合唱团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课外活动之一。
“我们很高兴能够通过纪录片给这座城市、给这段时光留下影像。我想这也是纪录片的力量所在，因为纪录片不受时间的限制，它会帮我们记下一些人生中的片段，记下一些人生中的欢笑和泪水。当我们隔了一段时间再去看这些片段，又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梁君健说。
如今，当初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开始找工作，都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
梁君健说，拍摄时他就有个想法，至少等孩子们高中毕业，纪录片再上映。
6月22日，已经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就读的权煜飞来到了电影点映现场。当初古灵精怪的小男孩，如今已是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电影院里，他跟观众们一起观看了自己曾经的故事。
现场主持人问：“煜飞现在还会唱歌吗？”
权煜飞说：“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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