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给出答案，或因问错了问题
今年3月，作家石一枫的长篇小说《一日顶流》正式出版。6月初，这部作品被改编成话剧，登上了北京人艺的小剧场舞台。三个月的时间竟然能够从小说脱胎出一部话剧，《一日顶流》的孵化速度可谓惊人；另外根据该剧公开宣传物料中的说法，这部话剧“从无到有”只用了“三个星期半”。
情节：从现实批判叙事 到奇情科幻故事
话剧《一日顶流》创排效率如此之高，得益于人艺尝试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由导演、演员、设计等主创人员组成剧本创作小组，通过集体创作将小说直接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因此，这部话剧的编剧署名为“本院集体创作”。同样引用该剧宣传物料中的说法，这是一次“从小说直达舞台的创作，打破了文本与剧场的次元壁垒”。
但是，艺术创作不等同于一般生产，效率未必能够置换回质量。从评价来看，小说《一日顶流》的豆瓣评分高达8.3分，而话剧版开分为6.1分，截至6月17日为5.6分。当然，豆瓣评分未必权威，但至少反映出二者受到的评价存在差距。
我不知道该剧的创作者所说的“文本与剧场的次元壁垒”，在这部作品中具体指的是什么，但小说与话剧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性是所有改编者都要面对的客观问题。具体到《一日顶流》这部小说而言，相比寻常的靠情节取胜的小说作品，其改编难度确实还要大一些。
这部小说共36个章节，虽然体量不大，却横跨20世纪末和21世纪20年代初两个时空。石一枫作为当代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其写作自有一套独特韵味，不仅是指方言修辞和语言的幽默，更体现为谋篇布局时信马由缰的闲扯能力。加上小说采用了移步换景的手法，随着主人公走南闯北，奇观景象频出。
人艺选择将其移植至小剧场舞台，并限定在只有三个演员撑满全场，有此约束在前，必须对原小说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话剧版《一日顶流》上半部分对应原小说的上部，但是删去了主人公在上世纪末的一段童年往事，也模糊了故事的具体年代背景，只保留了其当代时间线的主线情节：
剧中，废柴主人公胡莘瓯和他只关心电脑的父亲胡学践共居一室，北漂女孩李贝贝以护工身份进入这个家庭，并与胡莘瓯互生情愫，但因为胡莘瓯对李贝贝的身世产生猜疑，令这段感情戛然而止，加上父亲胡学践落井下石，失控的胡莘瓯在直播带货时发出了“谁来管管我”的呐喊，结果以“求管哥”的身份意外爆红。
从现场演出的效果来看，这部分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演员们对原小说中幽默风格的把握和理解非常到位，很多令观众捧腹的笑点并非简单照搬小说，而是加入了许多新的创意，整体观感上是轻松且愉悦的。但到了演出的后半程，剧组的改编方向渐渐脱离了原小说的叙事轨道。
小说的中部，成为网红的胡莘瓯不堪其扰一路奔逃，想要摆脱芸芸众生的围观，而其旅程中的种种遭遇，影射了近年来现实生活中诸多网络热点事件，俨然拼贴出了一幅赛博时代的风情画。这是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同时也因为和当下社会风貌紧密联结，构成了全篇最具讽刺意味和批判力度的篇章。
或许是囿于有限的舞台空间，话剧版《一日顶流》用一段碎片化的多媒体视频影像和一场发生在演播室的访谈节目平替了小说中的段落。虽然其演出效果尚可，但已经开始背离小说中这个段落的旨意，尤其是创作者似乎更沉浸于戏剧化的虚构情境，而有意无意地逃避了对现实的戏仿，因而空有插科打诨却无讽刺批判。
由此开始，整场演出的下半场与小说原著逐步脱节开来。小说中的下部，胡莘瓯在旅程中渐渐发现了父亲沉迷电脑网络世界的真相，而这竟然和母亲的意外离世有关，父亲一切不可理解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实则是为了探明母亲去世的真实原因。当这层屏障被撕裂，真挚的情感让这对父子实现了和解。
而在话剧版本中，后半程的主人公从儿子胡莘瓯被置换成了父亲胡学践，观众被强行拉扯回上世纪末，窥看青年胡学践的爱情史——他因为自己的失误害死了妻子，还连累儿子遭遇精神创伤，于是他突发奇想，在虚拟世界中重塑了一个AI妻子，还让她以李贝贝的面貌照顾儿子的生活。
至此，这段几乎原创的情节把整出戏剧从现实批判叙事改成了一个奇情科幻故事，而且表现得急于煽情。尤其是当儿子发现这一切都是父亲的默默付出，感动得痛哭流涕时，整个故事成了一个中年男人想象出来的父爱故事。
主题：流量逻辑下的思辨 未能有效表达
我并不反对在改编中对原著进行彻底颠覆或“背叛”，这同样可以生成新的佳作，比如电影《让子弹飞》之于小说《夜谭十记》即是如此。但我们需要判断的是，这样的改编是否和原著形成了互文关系，并且在这样的关系之上生成了新的表达。
当看到《一日顶流》中的父亲把制造AI妻子视同为对儿子的爱之补偿时，我内心极度渴望看到这个儿子能够清醒过来并反抗这蛮不讲理的父权压制，但是剧中的儿子只是一味地表达感恩，而AI化的女性角色则形同于被物化，尽管并不情愿，却也只能祈求所谓的自由。这样的价值观显然已经大大落后于当下的社会思潮。
话剧创作者们似乎一方面想借由父爱来感动观众，另一方面又试图借由对AI这一当下热门话题的讨论来呈现作品的思想深度，但是在这方面，还不及12年前讲述人类与人工智能发生情感的电影《她》表达得深刻，既无力提供某些启示录式的警示，又没有针对当下的形而上的思辨，更多的是堆砌了一些情绪。
反观小说《一日顶流》原作，贯穿始终的唯一主题是在网络时代流量逻辑之下，人如何自证其存在的真实性。但作者将这个哲学命题包裹在一团烟火气之中，让读者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下去观察和思考，而对于当下仍处在不停变化的进行时态的现象，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并不急于总结或给出答案。
小说中有一个名为慧行的沙弥机器人，与胡莘瓯发生了数次颇有机锋的对话。有一次胡莘瓯问他：“你是否拥有一个‘我’？”以此来试探AI是否拥有自我意识，慧行却反问他：“我说有或没有，你会相信吗？”理解了这段对话，我们就会明白，话剧的创作者之所以在表达上无法给出答案，或许是因为问错了问题。
改编：文本是剧场基石 二者本无壁垒
那么，究竟该由谁来读懂原著、提出表达，并在改编中将其落实呢？按过往惯例，这理应是编剧的职责，又或者是戏剧构作该承担的职能，总之应当是在由小说文本生发出戏剧文本的过程中去完成的。
文本不能等同于剧本，编剧工作不能等同于撰写剧本，前置的解读分析、主题提炼、舞台化再造等一系列复杂的思考和准备工作，同样属于文本工作的范畴。
北京人艺有着逾70年的辉煌历史，其创作者定然深深地认同这样一个道理：文本和剧场从来不存在壁垒，恰恰相反，文本从来都是剧场的基石。毕竟在北京人艺的艺术家阵容之中，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演员和导演外，如老舍、曹禺、锦云、何冀平、郭启宏等编剧前辈，同样参与建构了这座伟大的艺术殿堂。
北京人艺历史上也曾有少数作品是采用集体创作的形式完成的，如今面对《一日顶流》这种紧密联系当下现实、与年轻人生活密切相关、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选题时，这样一个老牌艺术机构重又选择采取这种创作方法，固然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无论是编剧或戏剧构作在创作中的缺位，还是“三个星期半”的创作周期，都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近年来反复被提到的“剧本荒”和“编剧荒”的困境。
当然，这不仅是北京人艺一家面临的问题，甚至不是独属于戏剧舞台的问题。顶流的作品离不开顶流的创作人才，戏剧艺术需要良性的创作环境和生态空间，而不能只依赖编剧个人的自觉和情怀，否则文本和舞台之间才会无可避免地形成“壁垒”，这恐怕才是真正让人担心的事情。
今年3月，作家石一枫的长篇小说《一日顶流》正式出版。6月初，这部作品被改编成话剧，登上了北京人艺的小剧场舞台。三个月的时间竟然能够从小说脱胎出一部话剧，《一日顶流》的孵化速度可谓惊人；另外根据该剧公开宣传物料中的说法，这部话剧“从无到有”只用了“三个星期半”。
情节：从现实批判叙事 到奇情科幻故事
话剧《一日顶流》创排效率如此之高，得益于人艺尝试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由导演、演员、设计等主创人员组成剧本创作小组，通过集体创作将小说直接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因此，这部话剧的编剧署名为“本院集体创作”。同样引用该剧宣传物料中的说法，这是一次“从小说直达舞台的创作，打破了文本与剧场的次元壁垒”。
但是，艺术创作不等同于一般生产，效率未必能够置换回质量。从评价来看，小说《一日顶流》的豆瓣评分高达8.3分，而话剧版开分为6.1分，截至6月17日为5.6分。当然，豆瓣评分未必权威，但至少反映出二者受到的评价存在差距。
我不知道该剧的创作者所说的“文本与剧场的次元壁垒”，在这部作品中具体指的是什么，但小说与话剧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性是所有改编者都要面对的客观问题。具体到《一日顶流》这部小说而言，相比寻常的靠情节取胜的小说作品，其改编难度确实还要大一些。
这部小说共36个章节，虽然体量不大，却横跨20世纪末和21世纪20年代初两个时空。石一枫作为当代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其写作自有一套独特韵味，不仅是指方言修辞和语言的幽默，更体现为谋篇布局时信马由缰的闲扯能力。加上小说采用了移步换景的手法，随着主人公走南闯北，奇观景象频出。
人艺选择将其移植至小剧场舞台，并限定在只有三个演员撑满全场，有此约束在前，必须对原小说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话剧版《一日顶流》上半部分对应原小说的上部，但是删去了主人公在上世纪末的一段童年往事，也模糊了故事的具体年代背景，只保留了其当代时间线的主线情节：
剧中，废柴主人公胡莘瓯和他只关心电脑的父亲胡学践共居一室，北漂女孩李贝贝以护工身份进入这个家庭，并与胡莘瓯互生情愫，但因为胡莘瓯对李贝贝的身世产生猜疑，令这段感情戛然而止，加上父亲胡学践落井下石，失控的胡莘瓯在直播带货时发出了“谁来管管我”的呐喊，结果以“求管哥”的身份意外爆红。
从现场演出的效果来看，这部分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演员们对原小说中幽默风格的把握和理解非常到位，很多令观众捧腹的笑点并非简单照搬小说，而是加入了许多新的创意，整体观感上是轻松且愉悦的。但到了演出的后半程，剧组的改编方向渐渐脱离了原小说的叙事轨道。
小说的中部，成为网红的胡莘瓯不堪其扰一路奔逃，想要摆脱芸芸众生的围观，而其旅程中的种种遭遇，影射了近年来现实生活中诸多网络热点事件，俨然拼贴出了一幅赛博时代的风情画。这是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同时也因为和当下社会风貌紧密联结，构成了全篇最具讽刺意味和批判力度的篇章。
或许是囿于有限的舞台空间，话剧版《一日顶流》用一段碎片化的多媒体视频影像和一场发生在演播室的访谈节目平替了小说中的段落。虽然其演出效果尚可，但已经开始背离小说中这个段落的旨意，尤其是创作者似乎更沉浸于戏剧化的虚构情境，而有意无意地逃避了对现实的戏仿，因而空有插科打诨却无讽刺批判。
由此开始，整场演出的下半场与小说原著逐步脱节开来。小说中的下部，胡莘瓯在旅程中渐渐发现了父亲沉迷电脑网络世界的真相，而这竟然和母亲的意外离世有关，父亲一切不可理解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实则是为了探明母亲去世的真实原因。当这层屏障被撕裂，真挚的情感让这对父子实现了和解。
而在话剧版本中，后半程的主人公从儿子胡莘瓯被置换成了父亲胡学践，观众被强行拉扯回上世纪末，窥看青年胡学践的爱情史——他因为自己的失误害死了妻子，还连累儿子遭遇精神创伤，于是他突发奇想，在虚拟世界中重塑了一个AI妻子，还让她以李贝贝的面貌照顾儿子的生活。
至此，这段几乎原创的情节把整出戏剧从现实批判叙事改成了一个奇情科幻故事，而且表现得急于煽情。尤其是当儿子发现这一切都是父亲的默默付出，感动得痛哭流涕时，整个故事成了一个中年男人想象出来的父爱故事。
主题：流量逻辑下的思辨 未能有效表达
我并不反对在改编中对原著进行彻底颠覆或“背叛”，这同样可以生成新的佳作，比如电影《让子弹飞》之于小说《夜谭十记》即是如此。但我们需要判断的是，这样的改编是否和原著形成了互文关系，并且在这样的关系之上生成了新的表达。
当看到《一日顶流》中的父亲把制造AI妻子视同为对儿子的爱之补偿时，我内心极度渴望看到这个儿子能够清醒过来并反抗这蛮不讲理的父权压制，但是剧中的儿子只是一味地表达感恩，而AI化的女性角色则形同于被物化，尽管并不情愿，却也只能祈求所谓的自由。这样的价值观显然已经大大落后于当下的社会思潮。
话剧创作者们似乎一方面想借由父爱来感动观众，另一方面又试图借由对AI这一当下热门话题的讨论来呈现作品的思想深度，但是在这方面，还不及12年前讲述人类与人工智能发生情感的电影《她》表达得深刻，既无力提供某些启示录式的警示，又没有针对当下的形而上的思辨，更多的是堆砌了一些情绪。
反观小说《一日顶流》原作，贯穿始终的唯一主题是在网络时代流量逻辑之下，人如何自证其存在的真实性。但作者将这个哲学命题包裹在一团烟火气之中，让读者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下去观察和思考，而对于当下仍处在不停变化的进行时态的现象，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并不急于总结或给出答案。
小说中有一个名为慧行的沙弥机器人，与胡莘瓯发生了数次颇有机锋的对话。有一次胡莘瓯问他：“你是否拥有一个‘我’？”以此来试探AI是否拥有自我意识，慧行却反问他：“我说有或没有，你会相信吗？”理解了这段对话，我们就会明白，话剧的创作者之所以在表达上无法给出答案，或许是因为问错了问题。
改编：文本是剧场基石 二者本无壁垒
那么，究竟该由谁来读懂原著、提出表达，并在改编中将其落实呢？按过往惯例，这理应是编剧的职责，又或者是戏剧构作该承担的职能，总之应当是在由小说文本生发出戏剧文本的过程中去完成的。
文本不能等同于剧本，编剧工作不能等同于撰写剧本，前置的解读分析、主题提炼、舞台化再造等一系列复杂的思考和准备工作，同样属于文本工作的范畴。
北京人艺有着逾70年的辉煌历史，其创作者定然深深地认同这样一个道理：文本和剧场从来不存在壁垒，恰恰相反，文本从来都是剧场的基石。毕竟在北京人艺的艺术家阵容之中，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演员和导演外，如老舍、曹禺、锦云、何冀平、郭启宏等编剧前辈，同样参与建构了这座伟大的艺术殿堂。
北京人艺历史上也曾有少数作品是采用集体创作的形式完成的，如今面对《一日顶流》这种紧密联系当下现实、与年轻人生活密切相关、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选题时，这样一个老牌艺术机构重又选择采取这种创作方法，固然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无论是编剧或戏剧构作在创作中的缺位，还是“三个星期半”的创作周期，都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近年来反复被提到的“剧本荒”和“编剧荒”的困境。
当然，这不仅是北京人艺一家面临的问题，甚至不是独属于戏剧舞台的问题。顶流的作品离不开顶流的创作人才，戏剧艺术需要良性的创作环境和生态空间，而不能只依赖编剧个人的自觉和情怀，否则文本和舞台之间才会无可避免地形成“壁垒”，这恐怕才是真正让人担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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