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病耻感确保抑郁症患儿及早就医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
疫情过后，各地精神专科医院都出现了诊疗数增长的现象。特别是因情绪障碍前往医院就诊的孩子有所增加，学业压力、人际交往和亲子关系问题是孩子们最常主诉的压力来源，也是抑郁症的诱发因素。
不能延误诊治时机
很多人认为疫情过后压力减轻，心理问题就会缓解，但实际并非如此。
抑郁症发病有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一个人的生物学基础，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容易抑郁发病，或者更不容易发病；外因则与长期的应激性压力有关。
疫情后抑郁症患儿增长的原因目前尚无定论，我们猜测可能跟孩子们学习、社交环境发生变化有关。门诊学龄患者自述中反映最多的是学习压力，其次是人际关系和亲子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住院患儿中，七成是情绪障碍，抑郁、焦虑、双相情感障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那些有自伤、自杀症状的孩子，超过七成是这些精神疾病所致。所以说，要想降低自残、自杀事件的发生率，要进行医学干预而不是单纯的心理学干预。
绝大多数情绪障碍是可以治疗的，但一些家长的病耻感却延误了患儿的诊治时机。孩子发病后能及时送到医院的，只有极少一部分非常开明的家长，大部分从发病到就诊有很大延迟，有的甚至拖了十几年，拖得越久，治疗难度就越大。
究其原因，是家长弄不清楚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担心孩子确诊了精神疾病，就会被扣上帽子。让孩子走进“精神病医院”，是家长非常抵触的一件事。
父母是孩子非常重要的心理支持系统，父母对疾病开明，孩子就不会感到特别大的压力，反之亦然。影响孩子抑郁症预后的因素中，父母对疾病的接受程度有很大影响，父母抵触这个病，孩子的治疗效果会受到很大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抑郁症被广泛讨论，社会对此的认知与接受度在提升，基于调研和出诊经验，我们发现病耻感的轻重与年龄也有关系。
我曾做过一个两三千人的调研，在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的人群中，只有三成左右知道要去医院诊断，且越年轻越倾向于去医院，病耻感越小。
建立心理学医学联动体系
当前很多学校都配备了心理教师，并建立一套心理服务体系，但仍然有这么多孩子存在心理问题，说明这套体系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我认为，这套体系的问题在于心理教师只有心理学背景，没有医学背景，单纯的心理学不能及早识别和干预孩子的抑郁症。
很多人将心理学和精神医学混淆，实质上心理学不能对疾病进行诊断和干预，这是医学的范畴，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它的诊断和治疗要遵循医学原则，只有医生才能开具处方进行临床干预，心理教师是不可以的。
因此，要想迅速遏制发病率，及时发现和治疗抑郁症患儿，应当让医学主导，心理学为辅；要想长期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应当以心理学主导，医学为辅。
我认为校园的心理干预，应当是心理学和医学联动的体系，这需要一个社会性的统筹机制。针对孩子的疾病，要建立集预防、筛查、诊断、干预于一体的闭环体系，这套体系中，医疗是设计主导，明确筛查的标准、进行诊断和治疗，心理教师经过充分的培训，执行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疫情期间，我们曾给一些高校心理教师进行了培训，其中包括理论课程，也包括来到医院门诊、病房见习，他们反映收获特别大。心理教师是接触孩子的第一道防线，只有让他们知道抑郁症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遇到类似的孩子，才可以及时推荐到医疗机构明确诊断，帮助孩子消除病耻感。
不盲目依赖自测量表结果
近年来，人们对心理学的兴趣越来越高，网上也出现了很多心理学自测量表，比如16型人格测试、焦虑评估、抑郁测试等。但普通人自己进行心理测量，容易出现一个误区，那就是把筛查当作诊断、把严重程度的评估工具当作诊断。要特别注意的是，筛查、诊断、评估，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专业人士才能做的事情。
心理学自测量表不是诊断工具，存在局限性，不要因为一个自测量表结果就“诊断”自己得了病。
量表也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筛查只提供可能性，任何精神疾病的诊断，都不是光靠量表或者化验检查结果，这些只是辅助诊断工具，最终要靠医生进行综合诊断。
何况很多量表，如果没有专业人士进行解释，普通人无法准确理解。比如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正确的翻译是抑郁症，指的是完整发作的抑郁，经常被翻译成重度抑郁，普通人难以知道。所以怀疑自己有情绪障碍方面的问题，不要依赖量表，一定要找医生进行诊断。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
疫情过后，各地精神专科医院都出现了诊疗数增长的现象。特别是因情绪障碍前往医院就诊的孩子有所增加，学业压力、人际交往和亲子关系问题是孩子们最常主诉的压力来源，也是抑郁症的诱发因素。
不能延误诊治时机
很多人认为疫情过后压力减轻，心理问题就会缓解，但实际并非如此。
抑郁症发病有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一个人的生物学基础，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容易抑郁发病，或者更不容易发病；外因则与长期的应激性压力有关。
疫情后抑郁症患儿增长的原因目前尚无定论，我们猜测可能跟孩子们学习、社交环境发生变化有关。门诊学龄患者自述中反映最多的是学习压力，其次是人际关系和亲子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住院患儿中，七成是情绪障碍，抑郁、焦虑、双相情感障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那些有自伤、自杀症状的孩子，超过七成是这些精神疾病所致。所以说，要想降低自残、自杀事件的发生率，要进行医学干预而不是单纯的心理学干预。
绝大多数情绪障碍是可以治疗的，但一些家长的病耻感却延误了患儿的诊治时机。孩子发病后能及时送到医院的，只有极少一部分非常开明的家长，大部分从发病到就诊有很大延迟，有的甚至拖了十几年，拖得越久，治疗难度就越大。
究其原因，是家长弄不清楚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担心孩子确诊了精神疾病，就会被扣上帽子。让孩子走进“精神病医院”，是家长非常抵触的一件事。
父母是孩子非常重要的心理支持系统，父母对疾病开明，孩子就不会感到特别大的压力，反之亦然。影响孩子抑郁症预后的因素中，父母对疾病的接受程度有很大影响，父母抵触这个病，孩子的治疗效果会受到很大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抑郁症被广泛讨论，社会对此的认知与接受度在提升，基于调研和出诊经验，我们发现病耻感的轻重与年龄也有关系。
我曾做过一个两三千人的调研，在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的人群中，只有三成左右知道要去医院诊断，且越年轻越倾向于去医院，病耻感越小。
建立心理学医学联动体系
当前很多学校都配备了心理教师，并建立一套心理服务体系，但仍然有这么多孩子存在心理问题，说明这套体系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我认为，这套体系的问题在于心理教师只有心理学背景，没有医学背景，单纯的心理学不能及早识别和干预孩子的抑郁症。
很多人将心理学和精神医学混淆，实质上心理学不能对疾病进行诊断和干预，这是医学的范畴，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它的诊断和治疗要遵循医学原则，只有医生才能开具处方进行临床干预，心理教师是不可以的。
因此，要想迅速遏制发病率，及时发现和治疗抑郁症患儿，应当让医学主导，心理学为辅；要想长期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应当以心理学主导，医学为辅。
我认为校园的心理干预，应当是心理学和医学联动的体系，这需要一个社会性的统筹机制。针对孩子的疾病，要建立集预防、筛查、诊断、干预于一体的闭环体系，这套体系中，医疗是设计主导，明确筛查的标准、进行诊断和治疗，心理教师经过充分的培训，执行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疫情期间，我们曾给一些高校心理教师进行了培训，其中包括理论课程，也包括来到医院门诊、病房见习，他们反映收获特别大。心理教师是接触孩子的第一道防线，只有让他们知道抑郁症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遇到类似的孩子，才可以及时推荐到医疗机构明确诊断，帮助孩子消除病耻感。
不盲目依赖自测量表结果
近年来，人们对心理学的兴趣越来越高，网上也出现了很多心理学自测量表，比如16型人格测试、焦虑评估、抑郁测试等。但普通人自己进行心理测量，容易出现一个误区，那就是把筛查当作诊断、把严重程度的评估工具当作诊断。要特别注意的是，筛查、诊断、评估，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专业人士才能做的事情。
心理学自测量表不是诊断工具，存在局限性，不要因为一个自测量表结果就“诊断”自己得了病。
量表也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筛查只提供可能性，任何精神疾病的诊断，都不是光靠量表或者化验检查结果，这些只是辅助诊断工具，最终要靠医生进行综合诊断。
何况很多量表，如果没有专业人士进行解释，普通人无法准确理解。比如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正确的翻译是抑郁症，指的是完整发作的抑郁，经常被翻译成重度抑郁，普通人难以知道。所以怀疑自己有情绪障碍方面的问题，不要依赖量表，一定要找医生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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