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卢锋谈新一轮产能过剩：“国内供强需弱”与“顺差占比偏高”现状需改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缴翼飞 实习生 张晓慧 北京报道
继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再一次出现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目前经济形势困难的分析中。
3月13日，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卢锋在在北大国发院举办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表示，目前我国正面临新一轮产能过剩问题，而且这不仅是国内经济问题，还与外部环境变化形成互动关联。既要认识到我国经济的巨大潜能，也要意识到当前需求实现受外部制约，要通过调整内外政策稳定大国关系，扩大内需的同时在多边经贸金融、发展机构及G20合作平台发挥更加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社会建设性应对新一轮产能过剩。
图：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卢锋 （缴翼飞 摄）
多类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实际上就第一次面临了比较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从21世纪初一直到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十多年时间里面，一些产能过剩问题以及不同方法对产能过剩的治理也是间歇性出现的。”卢锋说。
不过，卢锋指出，目前产能过剩的老问题出现了新内涵，特别是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重要性上的相对提升，中国产能过剩与跨国性产能过剩形成某种联系。在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的背景下，新一轮产能过剩势必与外部环境变化形成互动关联。
卢锋分析石化原料、常规非高端芯片、汽车、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发现，新一轮产能过剩不同于棉纺、家电等传统行业，这些行业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度比较高，市场规模体量更大，涉及几千亿美元甚至过万亿美元市场规模。某些行业甚至属于发达国家的原有支柱产业，产能过剩影响更大。
以汽车行业为例，2024年初行业机构发文，认为汽车行业面临“产能与技术双过剩”：传统车企和新势力汽车品牌商的全新工厂将在2024年投入生产，加剧汽车行业产能过剩。新车价格将只有更低，没有最低，“等等党”将赢得胜利。不少车企面临亏损经营压力。
卢锋提醒，在动力电池等部分前沿行业也出现过剩的压力和风险，是从未有过的。2023年全球装车量前十大动力电池企业六家来自中国，但随产能超高速增长供大于求压力趋于增加，产能利用率走低于五成、价格最近大幅回落、企业营收增速放缓净利润下滑。不过在高速扩张行业，价格下降或是垄断定价随竞争增加回落，技术流程高频选代对定义合理产能利用率带来影响，判断是否产能过剩更需审慎。
“产能过剩并非限于上述五部门，其它部分工业部门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卢锋指出，钢铁和家电多年前就面临产能过剩压力和市场格局洗礼，近年钢铁需求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家电则进入存量置换需求增长阶段，虽有产能过剩压力然而市场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因而比较而言其过剩问题受关注度较小。光伏、多晶硅早先经历产能过剩冲击，目前随着市场环境演变产能过剩出现新特点，不过与上述五部门比较规模较小和受关注度程度较低。
此外，他表示，新一轮产能过剩涉及产品的单位物理量价值较高，因而与国际贸易关联度较高。汽车、芯片产品内分工程度较高，是全球供应链代表性部门。产能过剩对国际经贸关系潜在影响较大。
新一轮产能过剩与外部经贸关联度高
在卢锋看来，新一轮产能过剩的成因首先与疫情冲击有关。疫情期间发达国家供给能力受到冲击导致供不应求，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相比之下中国对供给能力的保护更优。各国出于自身考虑，在一些产业形成投资热潮，但后期需求常态化回归并没有消耗掉前期高增的产能供给，从而产生供大于求和产能过剩矛盾。
“同时，在调整结构、鼓励创新、疫情期外需激增等因素作用下，我国近年制造业升级和产能较快扩张，有的甚至是爆发式增长，彰显经济发展最新成就。然而需求增长整体偏弱，‘供强需弱’格局不利于充分吸收国内产能，伴随货物特别是工业品贸易顺差较大。”卢锋说。
他表示，在我国制造业全球重要性与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上升背景下，国内产能本身合理扩张也在客观上也会增加全球供给压力，“供强需弱”会在边际上放大影响。因而本轮国内和跨国产能过剩关联度较高，产能过剩与外部经贸关系关联度较高。
据卢锋测算，近年来工业品贸易顺差达到了1.5万亿至1.7万亿美元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30%左右。这也意味着国内工业部门约三成产能释放，要依赖对外贸易顺差来实现。从积极方面来看，这显示我国工业可贸易部门竞争力很强；从不利角度看，是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对外依存度的增长非常快。
此外，卢锋提醒，由于近年大国竞争与地缘经济关系变化，推动各国同时借助产业政策谋求进口替代，原有的产能过剩调节机制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效，也使得原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承压。在接下来的一段发展时期内，如何尽快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将成为国内外经贸发展的重要议题。
“比如2023年底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发起反补贴调查，在一些国际经贸场合产能过剩也开始引发关注。目前的产能过剩对国际经贸环境和关系的要求，可能要显著的大于以前，出口大量增加需要国外的善意，特别需要国际合作。”卢锋说。
调整内外政策吸收过剩产能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时提到，“要加强重点行业统筹布局和投资引导，防止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少地方代表团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在密集讨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
卢锋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传统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相较于钢铁、建筑等传统投资，目前涌现的诸多新兴产业的技术更新较快，重复布局可能会造成新的低端产能过剩。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投资需要更加谨慎。另外，应当积极为民营企业投资、运营松绑，探索拓宽民营企业准入领域，完善公平市场环境，鼓励和吸引民营企业参与到更多新兴产业之中。
“新一轮产能过剩不仅是国内经济问题，其全球性因素通过贸易不平衡与外部经贸环境演变关联互动，因而需把二者结合起来分析理解。”卢锋表示，接下来需全面认识供给能力与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和意义。一方面，我国经济强大优势，昭示未来持续追赶巨大潜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需求实现受外部制约，开放环境中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供强需弱与顺差占比偏高，与供给短板同样具有脆弱性。不能把当前的供给优势纯粹看成“清场式领先”或“降维打击”，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在国内层面，卢锋认为，要通过积极宏调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在巩固提升我国供给优势同时着力提振内需，修复“供强需弱”不平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过剩产能。深化改革优化完善中长期收入分配政策，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比例偏低格局，通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在根本上提振消费需求。
“在管理大国关系及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要通过调整内外政策稳定大国关系，同时在多边经贸金融、发展机构及G20合作平台发挥更加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社会建设性应对新一轮产能过剩。避免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的失效，这不仅对全球经济不利，对新兴大国的崛起甚至更不利。”卢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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