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业近20年，外资行也在撤出村镇银行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吴霜
2025年，可以说是村镇银行大撤退的一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除了中资行在不断通过“村改支”、解散、吸收合并等方式让村镇银行逐渐退出舞台以外，外资行也开始收缩村镇银行这一业务板块。
近日，重庆金融监管局发布关于重庆荣昌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解散的批复，同意解散重庆荣昌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批复显示，该行拟通过解散方式实现村镇银行市场化退出，前期已将存续的相关存贷款业务转让给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实现存贷款业务基本清零。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方数据显示，截至12月25日，今年以来已经有226家村镇银行退出市场，而2024年全年退出市场的村镇银行数量为93家。
村镇银行的缩量趋势在今年年初就已经奠定基调。
2025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将“稳妥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列为重点任务，此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强调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与转型发展。
背后原因，主要与村镇银行蕴含的潜在风险有关。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4）》显示，在央行的风险检测预警工作中，预警银行以村镇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合计324家次，占比为67%。
外资村镇银行退出“并不意外”
对于汇丰村镇银行的退出，多位从业者对记者表示“并不意外”。
“外资银行很早就开始尝试在华设立村镇银行，但一直存在品牌认可度低、难以融入当地经济圈等‘水土不服’的问题，现在逐步退出也是顺应时代的选择，”一位村镇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根据汇丰官网的介绍，汇丰是首批进入中国农村市场的国际性银行之一。自2006年原银监会放宽银行业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地区的政策后，汇丰银行率先积极响应开放政策，从2007年起相继在中国内地开设了多家村镇银行。
目前，在湖北、重庆、福建、北京、广东、辽宁、湖南和山东一共设有12家汇丰村镇银行，每家汇丰村镇银行都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独立全资子公司。
彼时，监管希望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引发“鲶鱼效应”，在带来先进的治理理念、风控技术和“小而精”的差异化服务模式的同时，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在汇丰银行迈出第一步之后，渣打银行紧随其后，于2009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设立了其第一家村镇银行。
此后，澳新银行、东亚银行等也通过战略合作或直接发起的方式参与。
澳新银行首家村镇银行——梁平澳新村镇银行位于重庆梁平县，2009年9月4日正式开业，2021年通过定向募股后注册资本增至4300万元。不过，该银行早在2023年6月27日就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批复同意解散，实现市场化退出。
而东亚银行在内地设立的首家村镇银行——陕西富平东亚村镇银行于2010年12月14日开业，目前仍在正常运营。
艰难展业
近些年，村镇银行难以盈利，对于外资银行也同样如此。
对于商业机构来说，持续的盈利是其不断发展的必要因素；而外资银行退出村镇业务，核心原因也与盈利困难有关。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2024 年底，汇丰村镇银行在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累计发放贷款近 397.88 亿元；2024 年，汇丰村镇银行贷款余额总计约 23.6 亿元，其中涉农贷款合计 15.41 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 65.3%，小微企业的贷款合计 20.26 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 85.83%。
目前，汇丰旗下村镇银行普遍呈现客户规模和贷款规模“双低”的情况。
本次解散的重庆荣昌汇丰村镇银行2024年信息披露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末，客户总数为4174户，其中贷款客户172户，贷款余额 6012.24 万，较 2023年增加72.76万元，增幅1.22%；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5380.75万元，占比89.50%。
对于出现增长的原因，重庆荣昌汇丰村镇银行解释称，是在2023 年为解决实体企业寻找融资担保难的问题引入了政府性担保公司——重庆科学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解决了大多实体企业的准入问题，业务规模同步得到较大提升。
其他同类机构的情况也不尽乐观。
同样位于重庆的大足汇丰村镇银行，截至2024年底的客户总数为7805户，其中贷款客户496户，贷款余额15038.85万，较 2023年降低 26.44%。2024年累计发放的贷款中，农户贷款3735.00万，较2023年末降低7.24%；小微企业贷款1.27亿，较2023年末降低19.12%。
报告显示，贷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2024年较多公司类贷款业务退出合作，退出合作的主要原因为：第一，相比同业在相同授信条件下的利率过高；第二，因企业经营策略放缓，资金需求下降；第三，企业因出现风险原因主动退出。
整体来看，2024年汇丰银行旗下12家村镇银行均为净亏损状态。
县域金融需求待“补位”
外资银行对村镇银行的尝试与退出，可以说是外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信贷文化和金融服务理念在中国县域的一次“适应性试验”。
用“水土不服”一词描述最后退出的原因或许能让人心领神会，但更具体化的表述应该是，国际化的标准流程和风控模型与中国县域依赖“软信息”和人情关系的信贷文化的融合失败。
根据记者了解，目前在二三线城市，以及县域，金融机构的服务已经从银行的厅堂走进了社区，甚至家里。银行基层业务人员的工作日常不仅是存贷款、卖理财等传统业务，也有帮居民取快递、接小孩、买菜等与金融无关的“软性”服务，在此过程中，获取用户更广泛的金融需求、信用情况等信息。
事实上，尽管扎根基层的村镇银行在大撤退，但县域地区的金融需求并未改变。目前来看，满足这一群体金融需求的主体只是从村镇银行转向了国有行、当地成农商行分支机构等，这一点从目前大量村镇银行通过“村改支”的模式退出也可以看出。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下一步，应对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出台指导性意见，引导村镇银行回归本源、聚焦主业、化解风险，在服务乡村振兴、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
他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发展中小银行，应重视中小银行作用，采取措施防范大型银行在非市场化的过度下沉中给中小银行带来的“挤出效应”。金融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应在政策上，给予中小银行包括差别化的监管规则、税收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同时，对投资、管理村镇银行意愿较强、措施到位、风险化解成效显著的城商行、农商行，应给予一定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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