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全球经济难测,中国发展显韧性
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李依农、施诗 上海报道
中国正以稳健而深远的步伐推进高质量发展。
2025年,全球经济在地缘政治紧张、贸易摩擦持续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复杂。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高悬,而中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制度韧性等方面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信号。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在接受南方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在速度上令人震撼,更在制度设计、长远规划与创新能力上展现出极高的韧性。从1980年代初到访香港与深圳,到2012年重访北京,再到近年走访上海、广州及其他城市,萨金特亲眼见证了中国过去40多年的高速发展。
萨金特指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量上,更体现于系统性创新和产业生态建设。以汽车产业为例,最初中国的产品多面向发展中国家,以低价为优势,现如今,中国汽车已成为全球创新的代表。更令人惊叹的是,这样的变化在人工智能、科研教育等诸多领域同样显著。
面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确定性,萨金特坦言,美国政策频繁变化、关税和贸易战推高全球成本、扰乱供应链,这不仅增加了企业运营难度,也削弱了全球创新的效率。他认为,中国通过开放包容的政策,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为企业和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新路径。
展望“十五五”,萨金特高度认可规划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他强调,中国的五年规划不仅提供了思考与行动的框架,更在政策执行中体现了清晰的连续性。他强调,这种耐心与系统性决策,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保持稳健和韧性。
在萨金特看来,中国各界的领导者展现出了显著的耐心和长远眼光——在决策与规划中,不追求短期效果,而是更注重长期发展。“正是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使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乐观。”
萨金特是理性预期学派的核心人物,长期引领宏观经济学、货币财政政策以及稳健性理论的研究,在全球经济政策制定和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
南方财经:近年来,你走访了中国诸多城市,可以说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见证者。你如何评价中国的变化?
托马斯·萨金特:我与中国的渊源最早始于香港,那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深圳应该才刚刚起步。此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中国。直到2012年,我再次来到北京,眼前的变化令我震撼不已。随后,我开始走访中国的其他城市。大约在2014年至2015年间,我去过深圳,也去过上海。这些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它们毫无疑问地都成长为世界级都市。
在2013至2014年期间,我陆续参加过一些在中国举办的会议。其中,一次聚焦汽车产业的会议尤其令我难忘。当时,中国正努力进入汽车工业领域,会议中详细探讨了相关的发展路径和实施方案。但那时,一切才刚刚起步,所生产的汽车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价格较低,与今天的产品截然不同。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并不仅仅关注单一产品,而是在思考整个产业体系和生态。我亲眼见证了这一起步阶段,了解了当时的处境,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我当时觉得,这是一项极其雄心勃勃的事业,甚至长路漫漫,但未曾预料到后来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在去年春天,我的一些朋友花不到5万美元就购买了一辆搭载人工智能的华为汽车。这是我坐过的最出色的汽车之一。我知道,中国还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车型,它们具备自动驾驶功能、设计优良,在外观上也展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
我亲眼见证了这些成就,看到了中国汽车产业中发生的奇迹。更令人惊叹的是,类似的变化在其他领域同样不断上演。
作为一名教师,我长期从事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的学习与研究。我有幸与一些中国学生共事,其中一些后来成为了我的朋友。他们教会了我许多,我也见证了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如何在统计学、数学等领域站在了科研的前沿。
在我看来,我所经历的是一段非凡的人类探索历程。我将其称为创业精神。这背后包含着大量科学的研究,何尝不是一种“创业”实践:不断尝试新事物,哪怕无法预知结果是否成功。这既体现了科学精神,也展现了艺术性和创造力。
我在中国年轻学生和学者身上看到了这种创造力,并从中受益良多。在过去几年里,我撰写的几乎所有重要论文都是与中国合作者共同完成的,他们承担了研究工作的主要部分。能够与他们合作,我深感荣幸。
我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与热情。
南方财经:明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你对此有何感想?
托马斯·萨金特:我非常喜欢“规划”——从我二、三十岁时起,我就一直为自己制定“五年计划”。我会不断问自己:接下来五年,我要做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或许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启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将未来要做的每一件事逐条列出,而是形成一个总体的行动规划。这个规划与我之前的五年计划相衔接,用于回顾已完成的目标,是超额完成还是有所不足,以及是否需要对下一阶段的目标作出调整。它更像是一个思考与行动的框架。
如果把这些五年计划放在一起回看,会发现其中存在清晰的延续性和内在逻辑。
在我人生的后半段,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造就了我现在所看到的种种成就。回想我四十岁时,中国尚未以今天的姿态走向开放。我此前提到的变化和成果,当时都尚未出现。而如今,它们都已成为现实。在我看来,这与中国持续推进的五年规划密切相关,这些规划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南方财经:“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此,你怎么看?这将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托马斯·萨金特:我觉得这关乎“韧性”。
“韧性”是我非常关注的议题之一。这与我的研究背景有关——我本质上是一名偏技术取向、略带“书呆子气”的宏观经济学家。我与朋友拉尔斯·汉森长期合作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我们所称的“稳健性”。这一概念关注的是:当你对外部环境并不确定时,如何进行决策设计,并在其中嵌入足够的灵活性,使这些决策能够在多种不同环境下依然有效运行。
这种稳健性至关重要,是优秀的工程师、设计者或规划者应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
当前,正是讨论和构建“韧性”的特殊时期。坦率地说,部分由于美国的政策行为,全球贸易体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序。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增强韧性,正是每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或规划者应重点思考的问题。
南方财经:你是开源的坚定支持者。如今我们身处人工智能时代,除了竞争,还能做什么去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并加强合作?
托马斯·萨金特:我本身就是 DeepSeek 的用户,也是其成果的受益者。我非常欣赏他们所秉持的理念。
我自己运营了一个名为 QuantEcon 的项目,规模很小,远不能与 DeepSeek 相提并论。我们主要从事经济学与统计学的开源教学工作,使用 Python 进行编程,并将代码完全开放出来,供他人自由使用。我们注意到,有不少中国用户在使用我们的代码后,会主动提出改进建议,甚至直接进行优化。这正是我们最乐于看到的结果。
在我看来,DeepSeek堪称开源领域的标杆。相比之下,我所做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则极为卓越。我非常欣赏这种运作模式。
对我而言,这正是开源的精神所在,也是合作的体现。
南方财经:许多国家关注经济安全与供应链韧性,这会增加自由贸易难度吗?
托马斯·萨金特:我是这样看的:当前这种混乱、关税和不确定性,确实源自美国政府。我想明确一点,我是一名忠诚的美国公民,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局面在全球范围内推高了成本,也扰乱了商业运作。
企业自然会采取应对措施,比如调整供应链,但这无疑增加了所有人的成本。如果不在最低成本的地方采购,商品价格就会更高。企业家、专业人士以及会计师们都在寻找重新设计供应链的方法。虽然这些方案可能并不完美,但他们会发挥极大的创造力去应对问题。
然而,这些精力和成本本可以用于创造下一个 DeepSeek。因此,这是一种高代价的做法,对每个人都是如此。这也是我不赞同这种行为的原因,我相信许多经济学家也持相同看法。
南方财经:你如何看待自由贸易的未来?
托马斯·萨金特:我最近从一位来自卢旺达的女士的分享中学到了一点东西,她让我对未来更加乐观。
此前,我看到自己的国家对邻国加征关税,尤其是我们的近邻墨西哥和加拿大,并几乎影响到所有的国家,这让我感到难过。
不过,她的演讲让我感到了宽慰。她讲述了中国对非洲大部分地区实行零关税政策,并说明这种政策给她们带来的益处,以及她的国家如何努力构建这种稳定的关系并从中获益。这让我对未来重燃乐观。
因此,我认为在某些地区——遵循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那些拥抱自由贸易的国家,将比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更为繁荣。
南方财经:中国始终倡导开放包容理念,比如借助进博会等平台推动共享发展。你认为这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怎样的信心?
托马斯·萨金特:我认为,任何时候,当各界重要且专业的人士汇聚一堂,公开表达对贸易的支持,都会传递出一种积极而重要的信号。
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学习与观察、乐于与人交流并认真倾听的人而言,无论是与从事国际贸易的商界人士交流,还是与致力于推动贸易发展、制定规则并完善监管的政府官员对话,都是非常宝贵的经历。这样的交流机会难能可贵。
总体来看,像进博会这样的会议对所有参与者而言,意义非凡,也十分难得。
当前,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在经贸政策上的一些做法引发了贸易战。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支持贸易战。他们反对关税壁垒,更倾向于自由贸易,支持开放合作,鼓励思想与理念的交流。
作为众多经济学家中的一员,我也持相同观点。因此,我并不赞同贸易战。我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这是经济学反复验证的结论。经济学遵循的基本原则历经时间考验依然成立,而这些原则从未改变。
南方财经:你如何看待全球经济的未来?
托马斯·萨金特:美国联邦政府的行动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到底是要实行高关税还是低关税?这些关税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还是完全为了阻断贸易?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美国政府传来的信号每天都在变化,且相互矛盾——既要增加收入,又要重振制造业,而实际上无法同时实现这两者。这样的举动为全球大部分地区注入了大量风险,带来扰乱和不确定性。因此,我无法进行准确的预测,现在预测未来比以往要困难的多。
不过,我也确实注意到,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通过将自由贸易转向其他区域来应对这一局面。我会持续关注相关动向。
南方财经:你对中国经济前景有哪些期待?
托马斯·萨金特:中国的领导层——包括商界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者——展现出了显著的耐心和长远眼光。他们在决策与规划中,不追求短期效果,而是注重长期发展。如果细读中国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耐心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长远谋划的传统之中。我认为,正是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使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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