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中国经济的全球角色转变
中新经纬8月28日电 题：中国经济的全球角色转变
作者 王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聘副教授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156美元的封闭经济体。2024年，中国已成为人均GDP1.34万美元的开放经济体。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以及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0年至1990年的三十年间，低、中、高收入经济体的GDP全球占比呈现出“中心―边缘”分布的固化特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打破了这一格局，显著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1991年，中国GDP的全球占比仅为1.6%，2023年已上升至16.8%，三十年间增长了15个百分点。
中国制造业GDP全球占比的变化趋势更为惊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制造业GDP全球占比在1997年至2002年较为平稳，但自2002年起经历了快速上升。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中国效应造成的。中国的制造业GDP全球占比在2004年约为8%，而到2021年已达到30%左右。
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经济的全球角色转变。
视角一：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变
1978年，中国的出口和进口总额均为100亿美元左右，占全球贸易比重约为1%。至2023年，中国的出口额已达到3.38万亿美元，进口额为2.56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14.2%和10.6%。2024年，中国实现了高达8000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顺差。这一巨大的贸易盈余引发了其他国家的紧张，尤其是美国。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900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源自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在过去30多年，高收入经济体在中国进口和出口金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中低收入经济体或全球南方国家在中国进口和出口中的占比则呈现上升趋势。目前，中国从中低收入经济体的进口金额占比已超过从高收入经济体的进口占比。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国内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的变化，以及各方面的努力对中国对外贸易格局所产生的影响。
观察中国进出口模式的演变，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因此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两头在外”模式。在随后的三十年间，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上升，我国经历了经济结构转型，资本品出口占比持续上升，已成为我国第一大产品出口类别，涵盖机器、设备等多种产品。与此同时，原材料、中间品和消费品的出口占比则持续下降。在进口方面，主要变化表现为原材料进口占比的持续大幅度上升，资本品进口先上升后下降，中间品进口占比持续下降，消费品进口总体呈现小幅上升态势。
中国不仅逐步实现对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国产替代，还大幅推动了资本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同一时期，美国的资本品出口占比却在下降。美国曾是全球制造业的领头羊。资本品是资本最密集的制造业产品，资本品出口占比的下降可能意味着美国制造业已经丧失比较优势。
进口和出口数据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变化。过去20年间，中国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不断深化。2000-2023年间，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资本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这一变化表明，全球发展中国家已开始逐步进入工业化进程，而中国为他们提供了大量中间品和资本品。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逐步取代高收入经济体，成为中国原材料的最主要供应国。中国与全球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上已形成互补关系。
视角二：中国对外投资的转变
自2000年起，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经历了显著的增长。21世纪初期，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仅为数十亿美元，2024年已达到1600多亿美元，这一数额已高于外国对中国的投资总额。截至2023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投资2.9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荷兰。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为两大类：对外投资并购和绿地投资。在早期阶段，对外投资并购占据了较大比重。由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复杂度高、知识和技能要求强、市场准入壁垒高，通过并购海外企业，中国企业能够快速获取先进制造技术、品牌影响力和成熟的国际市场渠道，实现转型升级和国际化扩张。这是中国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和市场扩展的最优策略之一。典型案例是吉利汽车对沃尔沃汽车的并购投资。
随后，并购投资的比重持续下降，而绿地投资的比重则逐渐上升。
2013年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占比显著增加。基于投资至第一目的地国的数据统计，制造业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在2015-2023年间保持在平均15.5%的水平，长期位居中国对外投资行业排名前三。这一变化主要受到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贸易冲突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
视角三：全球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
全球产业转移遵循一定的普遍规律。世界银行2009年的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有三个主要空间规律：首先，是非平衡经济发展，经济生产活动不断向中心地区和中心城市集聚；其次，通过人口自由流动，实现人均生活水平在地理空间上的平衡发展；最后是“邻居效应”，经济活动集聚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和土地等各项成本不断上升，经济活动最终会开始向外溢出，但首先会向周边地区外溢。
由于制造业生产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倾向于将生产活动集中于中心地区或中心城市，以降低集聚成本。这种现象在中国尤为明显，许多人才选择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正是由于这些大城市所具备的规模经济效应。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业的进一步集中，劳动力、土地、交通拥堵等成本逐渐上升，导致产业开始向周边地区外溢。例如，深圳的发展最早受益于香港的外溢效应。历史上，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首先向欧洲大陆外溢，随后扩散至美国，再到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
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移的外溢阶段。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的产业转移呈现出多方向发展的态势，在东南亚、中南美洲、北美洲地区都可以看到中资企业的投资活动。南亚、东亚和太平洋这两个地区恰恰都是中国地理上的“邻居”，而且劳动力成本较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制造上具备比较优势。这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海”首选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实际情况一致。2018年以来，拉美和加勒比、欧洲和中亚这两个地区的中低收入经济体越来越成为全球重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而这两个地区恰恰是全球最发达经济体北美和欧盟在地理上的近邻。“邻居”效应继续发挥作用，例如友岸外包。
展望：中国与全球南方经济合作的意义与挑战
全球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与中国一样，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政府提倡开展基础设施合作，对于全球发展中国家及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相关倡议下的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推动了中国基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年完成营业额从21世纪初的100多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1609亿美元。中国基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显著提升。美国《工程新闻记录》发布的2024年全球最大的250家国际承包商排名显示，中国入围企业数量居全球首位，达到81家，几乎是第二名土耳其的两倍；中国企业营业额高达1200亿美元，占全部上榜企业国际营业总额的24.6%。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基建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成功。
中国企业的大规模出海是过去20年间出现的一个新现象。鉴于中国历史上缺乏如此大规模出海的经验，中国企业出海必然会遭遇诸多挑战，需要持续学习与适应。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海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众多企业出海，不得不自行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并面临劳动力素质、政治安全、合规性风险以及金融服务等多重挑战。目前，中国大量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服务尚未随之出海。学术界对中国企业出海的研究，尤其是涉及本地化管理、人才短缺、市场竞争等问题的研究也不足。相比之下，在日本和美国的企业出海过程中，则采取了政府、非政府组织(NGO)和金融机构的整体协同出海策略。最后，更严峻的挑战在于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已蔓延至国际市场，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最大竞争对手往往是其他中资企业。
当前正值大出海时代，众多企业纷纷在海外进行投资布局，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在海外的投资额已达到3万亿美元，相信有望在未来接近甚至超越美国。届时，中国的经济将呈现双重结构，即国内大陆经济与海外经济的并行发展。(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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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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