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讲一个关于“她”的故事
关于她的印象已渐渐模糊，只依稀记得记忆中的她总在忙碌：做饭、收拾屋子、纳鞋底缝衣服、干农活、接送我上学……她好像有使不完的劲，边忙边说着：“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了，生活也有了盼头。”
她只会在睡前和我讲起她以前的事，那时的我还懵懵懂懂，她似乎把我当作了一个倾诉对象，可能是因为她的老伴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去世。她说呀说呀，似乎带着情绪又似乎释怀。她眼睛望着黑夜里的天花板，在说话的时候似乎从未眨过。那时的我只觉得她好辛苦，但记忆中她从来没说过自己命苦。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她双手干活的速度慢了，嘴边也常挂着“老了，记性不好了，怕是要得老年痴呆了”。那时我不懂什么是老年痴呆，但我知道，她很害怕自己患上这病。她依旧忙着忙着，一刻不停，像个不断旋转的陀螺，只不过开始变慢了。直到命运和她开了个玩笑：她没得老年痴呆，但在我高二那年，她得了食道癌，去世了。
高二的我因为早恋，抑郁厌学，逃离学校，成绩一落千丈。她因为病情，油盐难进，迅速消瘦，健康一落千丈。她开始使不上劲了。我记得她最后一次自己爬上二楼来见我，坐在我床边，慈祥地笑着说：“奶奶怕以后爬不了楼，看不到宝贝孙子了。”她从未像我希望的那样责斥我不上学。她知道我病了，在心里。我一直逃避见她，我知道她是希望我回学校的。但是再次回到学校时，老师同学们的目光，已让我无法回去。就这样，我一直封闭自己在我的小房间里，直到她去世，直到我高考完。我也没有在那段不上学的日子里，多去陪陪她。
那年高考，我还是考上了本科，但专业我是随便选的。大三的我不甘心自己如今的处境，决定考研。我决定跨专业考心理学。我如愿以偿地一次就考上了，选择的方向是老年心理学，研究老年人的认知衰退，主要是记忆衰退。如今，我来国外读博了，研究的仍然是老年人的认知衰退。当看着许许多多的老年被试和她一样担心记忆衰退、得老年痴呆时，那一刻，我看到了她，我看到了曾经逃避的自己，我也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我想让千千万万像她一样的老年人免受认知衰退之苦，享有健康幸福的晚年。
我多想能亲口告诉她：“现在的日子比以前更好了，国家‘十五五’规划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我多想能亲口告诉她：“不用怕，你的孙子正在研究老年认知衰退，他的导师是澳大利亚院士，专门研究老年痴呆预防的。”我多想能亲口告诉她：“你是我见过最坚韧的女人，有时候你可以不用这么拼命顶着这个家，你还可以靠靠你的家人。”我多想能亲口告诉她：“你孙子想干一件大事，让天下万万千千如你这般的老年人能够享有一个认知健康、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留学博士生，其间面临的重重困难无法说尽。我也像她一样，从未说过苦，却感谢着帮助自己的人，说着“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了”。我想，这种韧性，这种乐观积极的心态，是源于她，在默默地守护着现在以及未来的我。
这次，我没有逃避。原本内向的我带着我的老年认知健康项目在国内宣讲，勇敢与那些同样优秀的同辈人进行交流。我积极地做我的老年认知研究，写着科研论文的同时，与老年人进行交谈，尽全力地用我的所学去了解和帮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捡起了被曾经的我抛掉的“枷锁”——曾经的我只想勇敢做自己，自由随性地生活；现在的我渐渐找到了我的那份责任，仿佛是命运早就安排好的人生使命，投入其中。是啊，人过一辈子，总要去做点有价值的事情。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成功做到。我知道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去完成这个大的愿景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积极寻找一切的可能性。但无论我做成什么样，我的初心不会变：我想让千千万万的老年人脸上永远挂着笑容，和她最后一次见我露出的笑容一样。我被她深深地爱着，那些她曾经口袋里揣着的糖果，我也想把它们送给每一位老年人。
到最后，我想讲一个还在进行的故事：“我是一名留守儿童，我的奶奶的名字是陈学珍，我的计划项目名为‘学珍计划’，它是一个老年人认知健康管理平台……”我想用我的一生将这个故事一直讲下去。（作者 徐佳杰就读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本文系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主题征文活动获奖作品）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第2-3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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