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辞“官”是进步，但还差关键一步
一封写着“不想干了，特提出辞职”的辞职信在网上流传，疑似出自南京大学数学学院院长喻良之手。校方随后证实喻良确已卸任院长一职，但未明确辞职信来源。喻良本人尚未作出回应。
近年来，学者辞去行政职务的事件频发。2024年，南昌大学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0多名科学家集体放弃行政级别，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江风益向学校请辞副校长4年后得到批准。2025年底，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辞去副系主任一职，回归学术岗位。今年7月，带领香港大学冲进亚洲第一位置的校长张翔宣布将在完成10年任期后卸任校长，坦言“渴望重返实验室”。
“学而优则仕”曾是中国学术体制的通行逻辑，学术成就越突出，越容易被推上行政岗位，以实现“懂专业的人来管专业”。但现实常走向另一面，“双肩挑”学者往往要付出极大代价才有可能兼顾行政职责与学术追求。
为何如此？行政的本质是服务，需要完成开会、汇报、协调等琐碎事务；学术追求则需要专注、沉静，长时间不被打扰。当行政事务消耗了太多时间，学术思考的空间便不可避免地被挤压。不是学者能力不够，而是两种岗位的内在要求本就很难兼容。
事实上，这一问题已经进入政策视野。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公开建议：“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里担任中层干部的学术骨干选择是否担任行政职务。对于那些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双肩挑’科技人员，按普通科技人员管理。”2025年11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减轻非教学科研负担，减少安排青年教师从事一般行政事务性工作”。
学者主动辞“官”，舆论普遍支持，政策积极回应。这本身就代表时代在进步，说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评价标尺在松动，学术与行政之间开始出现“可进可退”的弹性空间。但进步不等于到位，要让学者在行政与学术之间各得其所，必须在制度层面给出明确路径。
对不想做管理的学者，有必要建立学术回归通道。“双肩挑”学者任期届满或本人提出要求后，学校和院系应当尊重其选择，让他们从行政岗位上体面地回归实验室和讲台。目前，已有高校推出“学术恢复期”制度，为卸任行政职务的干部留出恢复、提升教学和科研能力的时间，其间学校可以优先安排他们申请国内外研修、合作研究、考察交流、学术调研、学术会议等。只有让学者可以坦然地卸下行政职务，并在回归学术后依然能够获得合理的资源支持和制度保障，才谈得上真正的“尊重选择”。
对愿意做管理的学者，有关部门也亟须优化评价管理体系，尊重学术规律，适当缓解他们的考核和责任压力。现实中，总需要有学者站出来承担管理职责。“双肩挑”的初衷是希望以学者的学术威望带动行政效率。因此，要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使学者能充分施展学术判断能力，运用专业眼光，做好学科规划、人才引进和资源争取等工作。
学者辞“官”，关乎的不只是个人的进退得失，更是一个国家如何配置智力资源的问题。让离开的人体面回归，让留下的人获得支持，把这两条落到实处，学者才能真正“各得其所”，国家才能真正“人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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