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受威胁物种碰撞风险显著高于发达国家
道路网络是现代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野生动物非自然死亡的重要来源。随着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向自然或半自然生境延伸，野生动物—车辆碰撞已成为一种长期、广泛且持续发生的生物多样性压力。然而，在全球尺度上，道路死亡负担如何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保护等级物种之间分布，仍缺乏系统评估。
2024年在青海玉树拍摄的死于路杀的鹰隼。（课题组供图）近日，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忠秋教授团队在《自然·通讯》发表最新研究论文，研究整合全球研究者主导的系统调查数据、爱自然全球公民科学记录，以及研究组自建平台“路杀生物调查小程序”采集的中国全国尺度高分辨率路杀数据，发现道路造成的野生动物死亡并未在全球范围内均匀分布，相较于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承受了更高的标准化路杀负担，且这一差异主要集中在已经受威胁的脊椎动物上。
研究显示，全球数据共记录到6932种曾经死于道路的脊椎动物。基于物种累积曲线模型估计，全球潜在可记录的路杀脊椎动物约为8109种。在中国，全国数据已记录到741种路杀脊椎动物，模型预测潜在总数约为910种。“这表明，路杀并非少数大型动物或局部道路上的偶发事件，而是一种广泛作用于脊椎动物类群的全球性压力。”论文通讯作者李忠秋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控制物种库和采样努力后，全球系统调查数据表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多数非无危红色名录等级中表现出更高的标准化路杀负担。其中，近危（NT）物种的差异最大，约为高收入国家的 4.42倍；易危（VU）物种约为 3.30倍；极危（CR）物种约为 2.63倍；濒危（EN）物种约为 1.54倍；而无危（LC）物种的差异几乎消失。爱自然公民科学数据也显示相同方向，说明该格局并非单一数据源偏差所致。
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差异并不是因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记录到了更长的路杀物种名单。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事件负担，即同一批受威胁物种在这些地区被道路更频繁地杀死。研究认为，这可能与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仍保有较完整栖息地和较高受威胁物种丰富度，同时道路快速扩张、生态缓解措施不足有关。
中国案例为这一全球格局提供了高分辨率观察窗口。中国路杀数据呈现出不同于欧美“大型哺乳动物主导”的类群结构：爬行动物约占36%，两栖动物约占21%，鸟类约占23%，哺乳动物约占20%。在省级尺度上，随着人类改造程度升高，无危和近危物种的标准化路杀负担上升，而易危物种负担下降。物种层面分析进一步显示，非受威胁物种进入路杀记录的概率随人类改造增强而升高，受威胁物种则呈相反趋势。
这并不意味着高度改造地区对受威胁物种更安全。研究认为，较低的受威胁物种路杀记录，可能反映敏感物种已因栖息地退化、道路回避、种群下降或局部消失而逐渐退出道路景观。
李忠秋强调，“野生动物碰撞风险应更早纳入道路选线、环境影响评价、基础设施融资和生态补偿体系。对于道路仍在快速扩张、且受威胁物种仍与道路景观高度重叠的地区，提前开展风险识别和缓解措施，将比高度改造后再补救更具保护意义。”该研究也显示，公民科学记录可为大尺度道路生态监测提供重要数据来源。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6-74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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