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旭红：AI时代，只读“众书之书”｜读书
■本报记者李晨阳
钱旭红 受访者供图
人类拥有书籍的历史已超3500年，然而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AI）崛起、知识爆炸、屏幕垄断的时代，读书这件古老的小事，正在遭遇空前的解构和变革。
当AI可以在短短几秒内把任意一个领域的理论架构总结出来，阅读这种“性价比”极低的学习方式会不会被淘汰？我们能接触到的知识和信息远超以往任何时期，为什么深度思考能力却在走向贫瘠？我们懂得了那么多道理，为何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华东理工大学原校长钱旭红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时代越是飞速发展，我们的阅读反而越应返璞归真，选择那些闪耀在人类智慧源头的书籍、那些揭示世界根本规律的“众书之书”。你或许会发现，今天困扰你的种种苦恼，早有先哲在几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
读经典、读“冷门”
《中国科学报》：你曾说自己出生成长在一个“教书匠”家庭，足见与书的渊源颇深。你与“读书”有关的最早记忆是什么？
钱旭红：我最早的阅读记忆，可能和你们想象中的并不一样。小时候，我家里有一堆被罩起来的东西，神神秘秘的。我很好奇，就偷偷从里面掏东西，发现都是书。那时候我还不识字，只知道看上面的图画。
我再大一些时，发现外公家有很多旧书，其中一本是《红楼梦》。外公读过几年私塾，是个略识一些字的农民，《红楼梦》他只是偶尔翻翻。没人引导，我就把这本书当故事书看，也没有读出太多深意。
我的儿童、少年时期，是一段混乱、荒诞的时光：今天读到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被推翻了；昨天还是禁书，今天却成了经典。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觉得大人的世界竟是这样，颠三倒四。或许正因如此，我后来读书时，更倾向于读那些古老的经过了漫长时间检验和洗礼的经典书籍——比起一时的喧闹，我更愿意相信那些大浪淘沙后留下来的规律。
《中国科学报》：早年的这些阅读经历似乎还是比较懵懂的，那真正影响你人生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钱旭红：那要到上大学以后了。我是1978级的高考生，进入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的前身）才16岁。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喜欢选冷门的书来读，其中最吸引我的，是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著作，包括《培根论说文集》《论人生》等。
培根的思想影响了我整个青年时代，我看问题的方法、做事情的风格都染上了他的色彩。那时我能随口引用他的论著，现在我却几乎都想不起来了，只在面对压力和磨难时，依稀记住一句：“美德就像名贵的香料，在焚烧或碾碎时才散发出最浓郁的芳香。”
这就是读书，你会忘记你读过的内容，但它早已融入了你的血液。
有趣的是，我后来走上科学道路后，才知道培根不仅是散文家、哲学家，还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他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他把杀好的鸡埋进雪地里，做冷冻实验，结果得了感冒，后来恶化为肺炎。
读研究生后，我才真正接触到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书——老子所著的《道德经》。那年我20岁，书中的很多内容都读不懂。但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一直读一直读，读到50岁，整整30年时间，我想我大概懂了。更有趣的是，在读懂老子的过程中，量子论的思维方式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培根和老子的思想是有相通之处的，但显然老子更高明。最让我惊叹的是，老子在那么久远的时代，竟能有这样的认知，是极其了不起的。
古典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共鸣
《中国科学报》：在你2023年出版的书籍《老子思维》中，花了57页篇幅详细讲述老子的生平。从他的人生经历中，能否找到一些线索，解释他为何拥有如此超越时代的智慧？
钱旭红：我们常说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老子生活的时代距今2500到2600年之间，可以说他诞生于这条文明长河的中间阶段。在此之前，他已经掌握了2000多年沉淀的智慧，在他之后，又影响了2000多年人类的思想脉络。
老子做过“周守藏史”，也就是周王朝的图书管理员。这份工作，一方面能方便他博览群书，另一方面也与朝廷有密切关系，所以他知道得很多、认知很高明，这并不意外。
但他也不是独自发展出这样的认知的。一般认为，《道德经》的文化源头有《周易》和《金人铭》。《周易》讲“阴”和“阳”，老子则在“阴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讲“有”和“无”。《道德经》中“道篇”的话语不少源自《周易》，并有飞跃式的提升；而“德篇”的很多话语直接来自《金人铭》，且不是简单引用，而是进一步凝练与升华。
最重要的是，老子是那种善于从事物中看到本质的人，只要人类社会还在运行，就逃不出他看到的那些规律。
《中国科学报》：老子哲学常被视作古老的智慧，但你书中提到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对其推崇备至。这种看似“跨界混搭”的现象背后，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科学究竟能产生怎样的共鸣？
钱旭红：是的，这方面有很多例子。
21世纪首位两度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卡尔·夏普莱斯，每天读1小时《道德经》，他的英文姓名“Sharpless”，蕴含着“非锐”“无锋”的意味，与道家所倡导的“守拙”不谋而合。《道德经》伴随着他整个科研生涯，他课题组文化衫的背后还印着“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夏普莱斯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认为这句话道出了他斩获诺奖的工作“点击化学”的哲学真谛：碳-杂原子的结合平时不会发生反应，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处，可当带上了特殊官能团后，就会具有很高的选择性——“无用之用”终成大用。
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尼尔斯·玻尔，在25岁生日时收到了丹麦文版本的《道德经》，这与他后来提出的“互补性原理”有着深刻的渊源。
在玻尔之前，托马斯·杨、爱因斯坦、德布罗意等科学家已经一步步发展了波粒二象性的学说，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波动性和粒子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图景几乎超越了当时最伟大的头脑的想象。玻尔给出的回答是：它们既不是叠加的，也不是互斥的，而是像阴阳太极图那样，阴阳共存、对立互补，不能在同一实验中同时被完全观测。
中年时的玻尔甚至把家族图徽改为阴阳太极图，就是源于“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哲学思想。
除此之外，英国哲学家罗素、历史学家汤因比、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化学家北川进，比利时物理和化学家普利高津等人也都深受老子哲学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今天很多人都生活在焦虑、困惑之中，如果从《道德经》中选择一句话，送给每一个在高压和内卷中疲于奔命的人，你会选哪一句？
钱旭红：整部《道德经》对我们人生的指导，就是用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情。
如果只选一句话，我会选“善建者不拔”——建造一座房子，并不一定要把过去的地基彻底拔除，你新建的房子完全可以把老房子包含在内，化腐朽为神奇。
今天很多人的焦虑和迷茫在于要么固守老路，要么找不到新的出路。这句话就告诉你，你现在的路就可能是出路。新与旧、无与有不是对立的，它们是一个整体，并且相互转化。你以新的视角走现在的路，老树发新芽或者“无之以为用”，也可以成就新的气象。
从学知识到读思维
《中国科学报》：在网络舆论场上，不少人对你作为一位化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频繁讨论老子思维和量子思维而感到困惑，你怎么看待这些声音？
钱旭红：确实有人说，你又不搞量子研究，也不搞哲学研究，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但事实上，我从1982年研究生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先后包括染料波长预测、农药活性评价、医药药效分析等，都要用到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和方程。量子力学早已渗透到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像你每天都在用Windows系统，却对Windows是怎么编写出来的毫不关心。
事实上，对我做科研启发最多的，就是老子学说和量子学说。
让我感慨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文明高度发达的世界，但绝大多数人却不屑于了解自己文明的起点。现在我会在适当的场合讲讲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讲，就会良心不安。重要的我只讲三遍，之后就适可而止了。别人信不信、有没有感触，就与我无关了。
《中国科学报》：除了培根和老子的著述外，你可否再分享一些其他书籍？
钱旭红：1944年的时候，薛定谔出版了一本很有名的书《生命是什么》。在这本书中，他深入思考了那些用经典物理理论无法解释的生命现象，进而引入量子力学的视角。他通过严谨的物理学推理，指出生物的遗传物质必然是一种既稳定又能承载复杂信息的长链大分子。9年后，DNA双螺旋结构才被发现，沃森和克里克都承认他们直接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此外，这本书还有很多深刻又有趣的洞见，比如生命通过以“负熵”为食，从而在这个熵增的世界里维持高度有序的状态。
但这本书很少有人能读懂。因此我顺便再推荐一本从薛定谔的思想出发，但是更加通俗易懂的书——《神秘的量子生命》。这是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分子遗传学家合著的科普著作，既不失严谨，又不失风趣。
这些书让我们重新认识生命：生命是处于量子规则和经典规则交界处的特殊现象。
《中国科学报》：你撰写了一系列著作，诸如《改变思维》《大学思维》《量子思维》《老子思维》，为什么如此强调“思维”？
钱旭红： 因为我认为，在知识贫乏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但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AI泛滥的时代，思维才是力量。思维具有超越知识的强大生命力。
《中国科学报》：我发现你提到的书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在试图讨论一些底层的、根本的问题。
钱旭红：是的。书和书是不一样的，我喜欢读有关大道真理、世界底层规律的书。很多人喜欢读那些休闲的书、情绪的书、工具的书，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烂书”。这样的书，多读一本、少读一本，对你的整个人生、对你看世界的方式，不会有太大影响。
特别在今天AI迅速发展的时代，如果你是以功利性、工具性的目的去读书，你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你把书的内容交给AI，AI能总结得很好，你能用最短的时间掌握其中的知识。
但有一些书不一样，这种书是“众书之书”，是人类文明的经典，追问的是这个世界的根本规律。只有这些书，直到今天依然值得仔细阅读，值得用一生去实践和领悟，并且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常读常新。
我有一个观点：很多人之所以有无法平息的苦恼，之所以缺乏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因为他们站在数千年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却没有让这种文明流经自己的生命。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数千年来，无数智者先贤已经对人类99.9%的困境和烦恼作出了解答，他们却不知道早有答案，只能靠自己从头开始琢磨。
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强调通识教育，就是想让更多人掌握那些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成为“人类文明的传承者”。
图片来源：摄图网、AI制图
《中国科学报》(2026-04-17 第3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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