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顶刊崇拜、冲出影响因子陷阱，中国科技期刊迎破局挑战
“当前中国科技期刊面临双重困境：优质稿源外流、质量评价缺失”，在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办的科技期刊建设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地球科学》主编郑永飞发问，我们花钱买仪器、花钱做研究、花钱发论文、再花钱买期刊回来看——这笔账划算吗？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4）》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作者SCI发文量为72.87万篇，约占全球的1/3，但中国SCI期刊数量少，发表中国作者论文仅3.34万篇。粗略估算，我国高水平国际科技期刊承载能力与我国国际论文发表需求相差近20倍。
面对中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一流这一课题，会上多位专家呼吁，现在已经到了体系化变革的节点，中国科技期刊期刊应当定位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而不仅仅是“论文容器”。
科技期刊建设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现场 主办方供图
提升学术影响力
提升学术影响力，是中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的核心命题。
“我们谈的是‘走向’高质量发展，而非‘走上’——一字之差，正是对期刊发展阶段的清醒认知。”《中国科学：信息科学》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讲到，《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00年独立成刊后的几年，专家以在本刊发文为荣，年收稿量从316篇飙升至1000多篇。
但2008年后，SCI影响因子作为“指挥棒”的影响已经凸显，学者向国外期刊投稿的数量陡升。“我们经历了期刊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梅宏回忆，我们甚至编委会上受到了批评：“查一查现在还有多少北大清华的学者来投稿”。
“我们当时意识到，必须打破‘唯影响因子’的桎梏，但又不能忽视它作为学术评价工具的现实作用。”2018年梅宏接任主编时，他们努力寻找“顺应评价体系”与“坚守学术本位”的平衡点。
通过组建国际化编委会、打造特色栏目吸引顶尖学者、搭建交流平台，举办前沿学术研讨会和前沿学术沙龙等，期刊影响因子从2018年的2.731跃升至2022年的8.8，跻身全球前6.2%。
《中国科学：信息科学》的故事，正是中国科技期刊不断发展的缩影之一。近年来，我国有关科技期刊的评价标准和体系正在发生变化，逐步从单一关注影响因子，转向关注期刊发表成果的学术价值、关注期刊在学科领域的认可度。
中国科学院学部学术与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指出，要突破传统评价模式的局限，构建以学习价值为核心、多维度并重的综合评价体系。
“我们既要关注发文量、引用率等传统指标，更要重视科技期刊的知识引领性、知识创新性和社会影响力。通过优化资源的配置和政策引导，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的科技期刊”。包信和说。
那么，科研工作者如何对待论文发表这件事？论坛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指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发表论文的品味总是在变的。他特别强调，青年学者要善于把做的工作总结好，写出来。“写文章与做工作很不一样。是对研究问题理解的一种提高。”随着学术生涯的推进，王恩哥表示，现在自己变得“非常挑剔”，对发论文非常谨慎。
《科学通报》和Science Bulletin两刊执行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以地学学科的实践为例，提出期刊要以“标杆稿件领跑”，提升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科技期刊应当从“编辑部的刊物”变为“科学家的刊物”。
“我在《科学通报》和Science Bulletin两刊发了30多篇文章，其中有2篇是我申请到的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核心成果。”陈发虎说。
同时陈发虎也强调了科技期刊组织学术交流的作用，例如两刊主办了多场地球科学前沿学术沙龙，这种机制也成为培养“学术新秀”的摇篮。
论坛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也表示赞同：“科学研讨会可以把中国最活跃的科学家组织起来，通过交流，大家也明白哪些人的工作值得推荐和肯定，这是有实实在在的信任。”
破局“小弱散”
“文章发出去，期刊买进来”，这种现状已严重影响我国科学研究和期刊发展生态。
“论文数量和引用量只是科技产出的一个方面，若从开创学科领域、提出原创理论、制定国际标准等维度衡量，中国依然不足。”郑永飞提出三个核心问题：中国科学家有哪些开创学科领域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在哪些学科领域形成了国际认可的理论体系或实践规范？科技论文数量和引用量的提升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有何影响？
他坦言，当前大量优质稿源外流，这导致国内科技期刊生存艰难，形成了“科研产出增加、国内期刊困境”的悖论。因此，郑永飞强调学术评价改革需回归科研本源，打破“顶刊崇拜”“影响因子陷阱”，建立问题原创性、方法突破性、战略契合度“三维质量评估模型”。
除了评价体系外，我国分散的办刊模式难以与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竞争。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指出，全国5000多种学术期刊分散在近3000家出版单位，每家平均仅办1.6种期刊；而国际巨头如励讯集团运营期刊超过2000种，全球前10大出版商控制了78%的核心期刊。
邬书林认为，中国亟需打造国家级出版平台，推动旗舰期刊集群化发展。“国际上，少数几家大型出版集团凭借规模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能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期刊建设、平台搭建和国际化推广。而中国大部分出版单位将期刊视为副业，缺乏对期刊的长期投入和战略规划，导致期刊发展受限。”
他还提到，期刊出版坚持科学精神、学术出版质量和市场运作并行不悖。“目前，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往往是定价最高，收取发表费最高的期刊，而取舍的标准是有无创新、是质量”。
“当政策支持、经济基础、科研实力均已具备，打破理念桎梏、整合资源要素，便是驶向世界一流期刊的必由之路。”邬书林说。
筑牢学术诚信“防线”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理事会副主席朱永官谈及全球学术出版现状时以土壤科学领域超100万篇论文的阅读困境为切入点，揭示了AI时代科学出版面临的质量挑战与创新机遇。
“若按每篇半小时阅读计算，读完所有土壤相关论文需要 90 年。”朱永官团队率先探索 AI 驱动的证据整合模式。在抗微生物耐药性研究中，他们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让AI从 25 万篇文献中自动提取关键信息，仅用 3000 篇人工标注数据就构建出涵盖研究领域分布、地域热点的知识图谱。
“AI 不仅能帮我们‘读文献’，更能识别知识空白，辅助年轻科学家设计更具创新性的研究。”朱永官表示。
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AI也对科技期刊和出版行业带来了更多挑战。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STM）首席执行官Caroline SUTTON表示，STM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布了白皮书，强调透明、责任、质量、诚信、隐私、安全、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原则。
“我们有检测 AI 生成文本的算法、识别图像篡改的系统，以及成员间共享可疑投稿信息的平台。例如，若某篇虚假论文以不同署名投向多家期刊，系统会自动预警，形成行业联防。”Caroline SUTTON说。
爱思唯尔全球期刊高级副总裁Arnold PIPPEL表示，人工智能对科学的影响已经体现在科学研究流程的每个环节，例如论文工厂的挑战等，所有这些需要出版商通过透明同行评审、数据共享等技术手段加强学术界与公众的信任。
“期刊必须从内容服务专向知识服务，尤其是要重视并有效履行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来服务期刊高质量发展。伦理是期刊发展的基石，共同维护学术诚信环境是期刊出版行业共同责任。”朱作言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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