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枢：十年控烟，北京不断探索、持续博弈
2025年5月31日是第38个世界无烟日，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其主题定为“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与此同时，《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也迎来了实施十周年。作为全国首部全面室内禁烟的地方法规，《条例》曾被誉为“史上最严”，为全国控烟立法提供了“北京样本”。
十年过去，北京控烟成效如何？近日，《医学科学报》专访了《条例》起草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原会长张建枢。从立法初衷到执法落地、从社会反响到未来展望，张建枢以一名亲历者的视角，深度还原了北京控烟“攻坚战”的进展与挑战。
张建枢（受访者供图）
喜忧参半的状态
《医学科学报》：你如何评价过去十年北京控烟工作？整体成效是否符合当初制定《条例》的预期？
张建枢：总体来看，北京控烟工作是进步与退步交织、喜忧参半的状态。有些做得好的地方值得肯定，也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条例》实施初期，北京控烟形势非常不错。控烟执法由卫生监督管理执行机构负责，专业性强、力度较大，控烟工作推进得非常有力。当时，北京的控烟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很多城市都来学习我们的经验。同时，北京控烟工作在国际上也得到了高度认可，比如世界卫生组织曾于2015年和2020年两次将“世界无烟日奖”授予北京，其中2020年专门授予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充分肯定了我们志愿者组织在控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后来，北京市控烟执法职责经历了一次调整，主要由街乡的综合执法队承担。因街乡层面的执法任务繁重，并且他们对这类与医疗健康密切相关的法规不够熟悉，因此，这次调整为后续控烟效果不理想埋下了伏笔。
不过，从今年4月1日开始，北京又对控烟执法权进行了新一轮调整，将控烟执法职责重新交由区县卫生监督部门执行，这可能对控烟工作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医学科学报》：最近，上海市推进室外“游烟”治理。你如何评价这一做法？北京是否也应该对“游烟”采取限制措施？
张建枢：我非常支持上海的这一做法。我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在控烟方面的严格举措也非常值得借鉴。它们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和高额罚款，将吸烟行为严格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当然，控烟并不是禁烟。我们在限制室外吸烟的同时，也必须科学、规范地设置吸烟区。一方面，要在适当的位置明确划定吸烟区域，并确保清晰的指引；另一方面，也要警惕不能借此为烟民开“绿灯”。
曾经北京某百货大楼还设置了面积超过70平方米的“文明吸烟区”，并配有吧台式的豪华设置，这显然是烟草企业借“文明”之名进行变相广告和文化推广。当时，我们通过媒体对其进行曝光，最终该吸烟区被拆除。
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吸烟区不能成为鼓励吸烟的手段，不能给吸烟者提供“特权”。
电子烟不容忽视
《医学科学报》：2022年5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的《电子烟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三年来该《办法》的成效？还有哪些方面亟须完善？
张建枢：从分类上说，电子烟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加热不燃烧型烟草，这类产品本质上仍是烟草，所以被纳入烟草专卖管理范畴；二是含有尼古丁的传送系统电子烟，目前市面上的主流电子烟多属此类；三是不含尼古丁的电子烟，这类通常添加香料、气雾剂等，但我国已明确禁止其生产和销售。
目前，市场上允许保留烟草本味的电子烟。因为各种调味电子烟对青少年的诱惑非常大，许多年轻人正是被这些香味吸引，逐步形成了吸烟习惯。
尽管我国已明令禁止网络销售烟草，但电子烟在网络上的销售仍存在不少漏洞。许多商家通过更改名称（如将其称为“器物棒”等）规避监管；一些青少年通过社交平台被引导加入销售群组，进行私下交易。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使监管面临挑战，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尽快堵住监管漏洞。
《医学科学报》：1996年，我国第一家戒烟门诊在北京朝阳医院设立。但在实际调研中发现，戒烟门诊运行状况并不理想，甚至勉强维持。对此，你认为应如何有效将戒烟门诊与整体控烟行动结合起来？
张建枢：戒烟门诊的发展不应完全依赖医院自负盈亏来维持运营，且完全自费的戒烟治疗很难得到广泛推广。
我国香港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鉴。它的控烟工作由政府主导推动，烟民每年可以享受一次由政府补贴的戒烟服务，费用纳入社保体系。无论是药物支持，还是社区层面的服务供给，都较为完善。这种制度上的持续性和人性化设计，正是我们当前控烟体系中亟须补齐的短板。
此外，我们还应强化医疗人员在临床工作中的干预职责。早些年，原卫生部曾明确要求病历中必须记录患者是否吸烟，并进行干预。有时候，医生的一句话往往比亲友劝说或媒体宣传更具说服力。因为人在生病时，是最容易接受改变的时刻。这类干预成本低、见效快，关键是要将制度落地并切实执行。
控烟不是禁烟
《医学科学报》：现实中，很多人都想劝阻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但又担心发生冲突。对此，你有何建议？
张建枢：的确，有些吸烟者在公众场所吸烟被劝阻后情绪容易激动，甚至动手打人。警方介入后，一般都会倾向保护劝阻者，因为吸烟者本身违法在先。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是，在北京，一个吸烟者在公共场所吸烟被劝阻后，殴打了劝阻人，并致劝阻人轻伤。最后吸烟者除了道歉，还赔偿了劝阻人一万元。后来，劝阻人将这一万元捐赠给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这让我们特别感动。
从制度设计上，《条例》遵循的是“重单位、轻个人”的原则。由于吸烟行为具有高度的随机性和瞬时性，执法人员往往难以抓现行，因此《条例》明确了场所经营管理者的控烟主体责任。如果控烟不力，执法部门将依法处罚单位负责人。这种做法已经被证明比较有效，因为单位“跑不了”，必须对其区域内的控烟状况负责。
此外，我们还制定了“四有一无一劝阻”的标准，要求经营场所必须有专人负责控烟，有明确标识、有制度、有记录，无烟具，同时有劝阻机制。只要有举报，单位必须举证其已尽到了劝阻义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责任。
最后，我强调的是《条例》本质上是一部“倡导法”。它更依赖公众的自觉和社会的舆论监督，而非完全依靠执法来震慑。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发挥道德制高点的力量，这是保护大多数不吸烟者健康权益的关键。
《医学科学报》：控烟的最终目的是无烟吗？你期待的控烟效果是什么场景？
张建枢：从长远来看，控烟的目标并非“零吸烟率”，而是将吸烟率降至一个足够低的水平。
以我国香港为例，其吸烟率已降至9.1%，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相比之下，我国内地的吸烟率仍高达24%以上，距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将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至20%”的目标，仍有不小的差距。
从近年数据看，中国成人吸烟率从2010年的28.1%已下降至2022年的24.1%，12年间仅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远低于全球中低收入国家吸烟率的平均下降速度。
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烟草销量持续下降，而我国在这方面仍步履维艰，甚至“拖后腿”。控烟绝不是单靠倡导和宣传就能完成的，它需要财政支持、法律保障、医保配套和医疗体系协同推进，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十年控烟，北京不断探索、持续博弈。展望未来，控烟这条路，仍要继续——靠制度、靠监督，也靠每一位不吸烟者坚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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