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峰：我的选择是报效国家
2024年1月4日，中国工程院在云南省会泽县和澜沧县的两位挂职干部来到北京，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朱高峰送来捐赠证书，以感谢他捐资助学的爱心之举。时间回溯到2023年6月，朱高峰将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所得的100万奖金平分两份，分别捐赠给中国工程院定点帮扶的两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云南省会泽县与澜沧县，期望将这笔资金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所以，在与两位挂职干部合影后，朱高峰关心地询问了款项的落实情况。
这不是朱高峰第一次将奖金无偿捐出，当问到捐过几次和具体数额时，他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不记得了。”对他来说，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朱高峰院士与两位挂职干部合影。中国工程院供图
只有一个念头——报效国家
1952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的朱高峰被派去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学习通信工程技术。“国家决定让我们学通信专业，国家既然决定了，就这样了。”他说到这件事的口吻与谈及捐款一样，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1958年，朱高峰毕业归国。面对“您为何没有留在国外”的问题，他坚定地说：“我们那一代从未想过不回国。”那时，我国掀起大造载波机的热潮，朱高峰立刻投身建设第一条对称电缆60路载波系统。由于国产设备系统性能与指标要求存在较大差异，他带领技术人员，沿着北京至石家庄间长达300km的线路，一米一米探索，前后实验近5年，终于弄清了长距离通信系统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总结归纳出线对间串音、系统噪声的叠加规律，线路均衡偏差及其叠加规律。经过修正后，该线路各项指标都达到要求并成功投入使用。之后，他担任过我国第一套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系统的总设计师，也参与过4380路载波通信系统的研制工作，用执着与实干，打破了国际上对中国的通信技术封锁。
作为一名出色的专业人才，面对国家需要时，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服从选择，从一名攻克通信发展技术难题的技术专家，转换为提高全国电话普及率的邮电部副部长。在新的岗位，他持续推动我国电信经济和网络学科发展、电信全国自动电话网建设、邮政中心局体制网络建设、电信维护体制改革、经济核算制度建立等，为我国通信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朱高峰参与筹建工作，并在当选为首届院士后，出任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将目光投向更宽更广的研究领域。
从专业到职业，在他眼中只有一个选择：“不论哪个工作岗位，只有一个念头——报效国家。”
工程师要具备工程师精神
留学之前，朱高峰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他选择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但国家需要我成为一名通信方面的工程师，我现在就是地道的工程师。”朱高峰说，“有人曾问我，称呼您什么，我说称呼我为工程师。”
“科学家更多的是发现，发现存在但并未被人知道的原理。相较而言，工程师是实现，而非发现，去实现某个想法，我想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在朱高峰眼中，正是因为这种区别，工程师除了要具备科学家精神中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精神外，还应该具有系统思维和实干精神。“一项工程需要多部门多人合作，所以更需要突出团结协同精神。而且要想制作一台机械，每个零部件都必不可少，如何将每个零部件进行最优化配置，协同精神与系统思维必不可少。当然，工程师要想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实干精神也不可或缺。”他强调，“尽管时代不同，经济条件不同，但家国情怀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因为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市场经济中个人有个人利益，但有个大前提，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不能违背”。
工程教育应该教出真正的工程师
朱高峰成为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后，担任了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牵头主持有关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课题——工程教育。如今虽然他已卸任，却依然关注这一课题。他认为，我国工程教育依然面临很大的问题——工科理科化。他认为，现在评价体系对工科的发展也有影响。工程师的培养应该重视实践，而非论文。“但是现在实践也有问题，企业不愿意接受学生前去实习，这导致一些教师甚至都没有实践经验。”朱高峰说。在带研究生时，朱高峰格外注意这一点，往往会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努力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
朱高峰表示，目前，我国依然需要大量的优秀工程师，通过将技术转移为产品的创新过程，解决“卡脖子”问题。
除了实践能力，朱高峰更期望学生甚至所有工程师可以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学习是终身的事情，工作以后也可以学，即便学校没有教授，只要国家需要，只要个人有兴趣，都可以不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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