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高校行政机构，请“务实真做”
刚刚过去的2023年，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后进站盖13个章事件、西北工业大学实行机构改革“三减”（减机构、减干部、减管理人员），让人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到高校行政机构精简的话题上。
近年来，南京大学、湖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在推进行政机构的优化与调整。这无疑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因为高校行政机构臃肿、各级行政管理繁复已经严重阻碍了高水平大学的发展和建设进程。
很多教师都有类似感受——整天都在工作群中看到行政部门发各种各样的文件，一会儿要申请项目、一会儿要统计数据……当行政部门臃肿，每个部门又都想做出“成绩”时，受苦的通常是一线教师，因为任何一个行政部门都可以对教师发号施令。
叶志明。受访者供图
行政部门臃肿有其特殊原因。
一是我国高校干部任用通常“能上不能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当起用一位新领导时，意味着要安置一位老领导，很多学校把老领导安排到某个无关紧要的部门，而该部门很有可能就是专门为他而设的“养老”机构。“因人设岗”导致行政部门越来越臃肿。比如，一些高校的保卫处分为两个部门，一个专门管理户籍，一个管理学校安全。此外，还要请校外的保安公司负责校门安全。
二是所谓“改革”。近年来，一些高校推行大部制改革，纷纷建立学部，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一层行政机构，导致信息传递受阻或走样。从前单独的一个系，领导做事雷厉风行。如今组建成一个学院或学部后，做什么都要等待学院或学部下命令，程序变得复杂、效率变得低下。如果恰逢学院或学部领导缺乏行政管理能力，采取保守、怕出事的态度对待，又何谈建设高水平大学？
在大部制改革中，一些高校的教务处改成了教务部，科研处改成了科技管理部等，但学校的行事效率并没有提高，反而导致机构臃肿、人员繁多，垂直梗阻愈加严重。一些行政管理人员自己都没有好好做过教学或科研工作，却指挥一线教师怎么做。这让教师感到不知所措。
三是行政编制过多，会有不好的导向。一些副教授职称的部门领导，两三年后便升为正教授。这使得一些原来做学问的教师动了心思，想方设法要先成为行政干部。
四是先当行政干部再升高级职称，还是有高级职称后再当行政干部，其逻辑起点是不同的。前者从处长做起，利用权力争取资源，再把资源交给自己的团队，让他们帮忙“干活儿”，最后顺利获得教授职称。后者则是先做学者，在学术圈知名、在国内外有影响力，再被提拔为处长等。虽然都是“处长”，但他们的行事逻辑截然不同——前者先要保住行政职位，以此为基础才能有之后的一切；后者则更多考虑事业，而不仅仅保住行政职位。如果前者越来越多，学校的各项事业能很好发展吗？
我国高校机构反反复复调整，反观世界名校的机构变动却比较小，不少国外高校机构改变的是内涵而非名称。但我国高校机构的内涵变化不大，名称却频繁变化。这些都说明，对于高水平大学应建立何种行政管理体系的问题，我国高校并没有好好考虑过。
五是长久以来，国内高校习惯于在增量上动脑筋，使得存量积极性不足。人才引进如此，行政机构改革亦如是。实际上，高校更应重视存量的积极性。原来一个机构有10人，精减后留下5人，这些人员通常是“精兵强将”，未必不能发挥10人的作用。
高校精简行政机构，希望先行者要“真做”，而非“走过场”。改革过程更加透明，减少了哪些机构、干部、管理人员应及时公布。而不是喊着精简（减）、实则增加。以前某些行政机构在改革过程中，看似减掉了若干部门，实则设立了更多事业单位、中心等，减掉的人员被安排到这些新增机构，待遇不变。如果高校精简行政机构也是这般，很难为更多高校带来示范性作用。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本报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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